■保守年代，百花歌舞厅遭遇了怎样的舆论“围剿”

　　■享誉国际的“南京小拉”与百花歌舞厅有何渊源

　　的夜晚，迷离的上弦月下，老林和爱人牵着手，在1912街区转了一圈。酒吧、KTV里如潮的人群、高额的消费，让年届五十的他们又退了出来。感叹之余，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改革开放之后南京的第一家舞厅——百花歌舞厅。“我和爱人就是在新街口的百花歌舞厅认识的，刚开始的时候南京就这一家舞厅，去跳舞的小年轻特别多，我身边有好些个朋友就在那里认识了自己的对象。”在老林的记忆中，1984年春节的百花歌舞厅充满温馨和活力。

　　“暧昧”的百花歌舞厅让他心里痒痒

　　1983年的那个冬天，中山路82号即胜利电影院旁边的一个小巷，往里走上不到二十米，就会看到闪烁着斑斓灯光和充满着震耳音乐声的百花歌舞厅。

　　舞厅很简陋，它的前身是名震一时的百花书场，书场的书台有30平方米左右，座位排列呈扇形，能容纳听众500人，是苏州评弹在南京的主要演出场所。但是，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很少有曲艺演出。闲置了七八年后，一位29岁，名叫张国宪的年轻人，从文化局借来三万块的启动资金，作为南京市文化局下属百花书场的经理，他决定改变现状，放手一搏。他花费了一万八千元对场地进行简单的装修改造：抹平地面、粉刷墙壁，然后购置了必需的音响设备，1983年11月28日，南京第一家舞厅“百花歌舞厅”开业了。

　　“我第一次到舞厅一看，挺宽敞的地方，灯泡很多，五颜六色的，再加上墙四角拉了许多彩纸，映着人红红绿绿，有种很暧昧的感觉，弄得心里痒痒的，却又说不清道不明，总之挺喜欢这儿的。”家住下关的老林是在1984年的春节才知道南京有这么个地儿。“所以，整个春节假期，我几乎就泡在舞厅了。用光我一月工资。”

　　听老林这么说，似乎百花歌舞厅一开业就红火热闹，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开业那几天，百花歌舞厅称得上是门可罗雀，没有顾客，都快把经营者给愁坏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有着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何没有客源呢？

　　有了公安局不抓的承诺，舞厅才有人光顾

　　“百花歌舞厅刚开业，看热闹的多，真正来的人少，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在市民的观念中，跳舞这件事属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人们一听说跳舞，马上就会想到许多内容，都属于不健康的，消极的。”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樊小林告诉记者，在“文革”开始到1983年前的那段时间里，有些年轻人私底下聚集一些人开舞会，被叫做地下舞会，这是属于坚决取缔的范畴，公安部门是坚决要打击此类活动的。一旦发现，对当事人要行政拘留，对参加者要录口供、留案底。所以，大家一听是舞厅，就有所顾忌，害怕去了会惹上麻烦。“为改变这种状况，张国宪和舞厅的工作人员，只好拿着票到大街上免费发放，一边发票，一边祥林嫂一样地重复说，到舞厅跳舞是正当的娱乐活动，不是“文革”期间的地下舞会，公安局不会抓，决不会抓。”

　　大概发了三天的免费票，舞厅里开始有人了，全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以男孩子居多，他们衣着鲜丽，打扮时髦，结伴前来，分明是“探路”的。

　　开业一周之后，那条通往百花歌舞厅的小巷每到夜色来临，便来往着众多青春洋溢的年轻男女，他们模仿着刚刚进入视野的港台明星模样，顶着当时流行的爆炸头、穿着喇叭裤、大晚上的戴着墨镜，镜片后的眼睛在舞厅里灵活地转动，搜寻着中意的舞伴。

　　一周以后，舞厅顾客盈门，生意火起来了。火到什么程度，用老林的话说，“南京的黄牛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百花歌舞厅一票难求引来“黄牛”

　　百花歌舞厅的场子可以容纳500人左右，但歌舞厅的名声响了以后，每场来的顾客都远远超过这个数。人满为患，怎么办？经营者不得不对营业时间进行调整，设置了白天场和晚场。

　　“晚场分为两个时间段，晚7点到9点半时第一场，中间休息15分钟后，9点45分开始第二场，到12点半结束。”老林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为了赶第一场，他吃过晚饭，就从下关坐近一个小时的汽车赶来，有时跳得不过瘾，就休息15分钟，等第二场。但，这也是1984年春节前后的事儿，“因为过了那年春节，来舞厅跳舞的人太多了，舞厅的票买不到了。”跳舞的人多到什么程度？“音乐一响，舞池里摩肩接踵、水泄不通，人的步子都移动不起来，只好在原地打转转。”

　　当时的票价不便宜，白天上午场2元，晚上每场3元，虽然那时人们的工资多在二三十元，但为了跳舞，他们舍得花钱。由于买票人数众多，舞厅就要求舞客备好票钱，不找零，想找也没时间找。

　　在宣传部的樊小林因工作需要，曾到百花歌舞厅看售票的场面，“百花歌舞厅大门紧关。到了售票时间，门只开一指小缝，买者将钱折成细长条，从门缝塞进去，卖者从上到下就这么一捋，钱到手上，就赶紧往旁边的箱子里一放，然后专门有人把票塞出去，门外的舞客就会乱成一团，‘我的我的’叫个不停。”樊小林对售票员敏捷的身手至今记忆犹新，“经营者告诉我，什么叫辉煌，这就是！那细细窄窄的一指小缝中塞满了钱。当时我也觉着，那就是辉煌了。”

　　“我买票前也会准备好一张一元的纸币，一张两元的纸币，叠在一起。然后跟着一大群人挤在舞厅门口，一身臭汗地抢票，有时候还买不到。”为了买到票，老林总是提前赶到歌舞厅门口，许多人甚至提前一周开始订票，而且还要托人走后门才能订到。路子广的，拿到票后，就开始加价销售，一到晚上，就在舞厅外，盯着在门口张望的年轻人问，“买到票没，这儿有票。”晚场3元的票，叫到十多块也有人买。

　　百花歌舞厅成了爱情的温床

　　刚去百花歌舞厅时，老林其实还不会跳舞，和许多小年轻一样，音乐一响起来，他就在舞厅里乱晃悠。为了能让自己在舞厅里挥洒自如，吸引众多异性的目光，他特地花了20元钱参加了百花歌舞厅举办的交际舞培训班。“我一个月的工资有32元，在当时已经不低了。可自从迷上跳舞后，工资就成了舞厅的门票钱了。”

　　刚学会跳舞，老林有点上瘾，一到星期天，他就会从白天跳到晚上关门，花费8元，“幸亏当时是单身，要不然，一个月四个星期跳跳舞，工资就没了，也幸亏当时一票难求，才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自己跳舞的劲头。”但是，自从在舞厅认识了女孩小曹，老林就开始花血本在“黄牛”手上买高价票了。

　　“小曹很秀气，很安静，和一般的女孩不一样，就在那儿看别人跳，有人邀请，她总是很有礼貌地拒绝。我决定试试看。”小曹没有拒绝老林，两人在舞厅里三步、四步跳得很默契。再来舞厅的时候，两人都在寻找对方，“后来，我们彼此了解了，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开始时双方父母都不同意，认为从舞厅里找到的对象不会是个‘好东西’，呵呵。”老林说着，忍不住笑了起来。

　　百花歌舞厅成为老林爱情的温床，但也成为许多人口中的“罪恶”之源。

　　愤怒的离休干部要求政府取缔舞厅

　　“1985年，百花歌舞厅更名为百花艺苑歌舞厅。随着百花歌舞厅的大红大紫，社会舆论也开始关注，谴责声不绝于耳，谴责百花歌舞厅导致离婚率上升，谴责在百花歌舞厅里跳舞搂搂抱抱导致世风日下，谴责百花歌舞厅教唆青年人及时行乐忘记了崇高使命……”当时身在市委宣传部的樊小林就接待了许多对百花歌舞厅提意见的人。

　　而留在他记忆最深处的，是一位年逾七十的离休干部。老人颤颤巍巍，拄着拐杖找到宣传部，一进门就说要来投诉百花歌舞厅，要求政府下令将其取缔，理由是那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把祖国的下一代都腐蚀了。说到后来，老人愤怒至极，拿着拐杖不停地捣着地板。

　　樊小林还记着自己当时的反应：耐心地听老人家说完，也以极大的耐心向老人解释。“我当时就从历史上的娱乐场所说起，告诉老人家，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这种以营业为主的娱乐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的轨迹是与时代的发展共同进步。”

　　樊小林并至今记得，当自己说到别让文化市场背负太多的社会罪恶时，老人家彻底愤怒了，大骂他不讲政治。最终，这位老革命把气平下来的，是樊小林下面的解释，“我接着告诉老人家，说到交际舞，延安时期就有周末舞会，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伟大领袖都参加过周末舞会。建国后，中南海还定期有舞会呢？怎么就一定要把舞会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呢？营业性歌舞娱乐场和交际舞是没有阶级性的……”

　　究竟有没有彻底说服那位老人家，樊小林心里没数。不过，他记得，老人离开的时候，心情已经没那么激愤了。

　　可是，很快，有关部门又向宣传部投诉，由于舞厅的存在，导致了这几年南京的离婚率急剧升高。当时的社会媒体也普遍认为，是舞厅这个鱼龙混杂的场所，混淆了许多人的视听，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舞厅的存在就是给那些渴望激情的人一个很好的出轨平台，最终就会导致家庭破裂，婚姻不保。

　　“南京小拉”成为世界舞蹈协会比赛舞种

　　尽管社会舆论对百花歌舞厅存在诸多谴责，但它依旧受到许多市民的欢迎。

　　“舞厅其实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东西，比如，我是在百花歌舞厅第一次听到圆舞曲，而且，我也是在那里学会了南京小拉。”老林口中说的南京小拉，说起来应该是南京舞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自创的舞种了，有点古代“麻雀蹦”的味道，又吸收了西方“水兵舞”的形式，很受舞客喜爱。据说，南京小拉最初的创作基地或者叫做发祥地就在百花歌舞厅。2008年，南京小拉已经被世界舞蹈协会列为比赛舞种了。“还有，百花歌舞厅是第一家组建并使用小乐队的舞厅，有12名乐手，自己排练了20多首乐曲，现场感特别强，很多年轻人都感兴趣，也有人因此就参加了乐器培训班。这不也挺好的吗。”

　　时间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京涌现了许多舞厅，比如“华夏”、“圆梦”、“北极”、“太空”等等，但百花歌舞厅却因为众多因素，奠定了它在南京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龙头地位。据说，文化部在出台“娱乐场所管理规定”之前，曾派人专程来百花歌舞厅考察三天；同时，它还是我国第一个被媒体介绍到国外的舞厅，1986年，日本《读卖新闻》以《青年的店主，希望的灯》为题，对百花歌舞厅进行专题报道……

　　南京的许多大众舞厅如今销声匿迹

　　成家之后的老林两口子在业余时间，还是喜欢去舞厅，跳跳三步、四步，跳跳南京小拉，“不过，不仅仅是去新街口的百花歌舞厅了，我们到不同的舞厅跳舞。建邺区文化馆的南湖歌舞厅、三牌楼的“美丽华”舞厅、鸡鸣寺的“北极”舞厅、马台街的“乐乐”舞厅、山西路的“红玫瑰”舞厅等等。一直就这么坚持下来了，还别说，跳舞对身体真有好处，我和小曹都没生过什么病。”只是，让老林深感遗憾的是，这些普通市民的大众舞厅如今难寻踪迹了。

　　“百花歌舞厅大概在2001年左右因舞厅竞争激烈，被南京话剧团承包给他人成了火锅店，期间发生了一次火灾，之后没有很好地恢复，不久又遇到拆迁的问题，现在，不复存在了。”樊小林遗憾地告诉记者。

　　记者循迹而去，发现在中心大酒店的对面、百花歌舞厅的原址上，正在兴建一栋新楼。而山西路的“红玫瑰”舞厅关门了，马台街的“乐乐”舞厅没影了，中央路7425厂办的舞厅老早谢客了，原先设在新街口工人文化宫4楼的舞厅也不存在了。

　　从本世纪初，老林和爱人就只好到市民广场上，和着音乐跳跳了，“现在，都是一些KTV、酒吧什么的，先别说什么价格高不高，关键是不适合我们去。七夕节，我们俩就说找个舞厅跳跳舞，重温重温当年恋爱时的感觉，结果转了一圈，灰溜溜地回家了。”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张 荣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施向辉

　　蛤蟆镜、花衬衫、喇叭裤是上世纪80年代泡舞厅的经典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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