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帝王，14年“满洲国”的伪皇帝，在苏联经过五年的战犯生涯之后，再一次踏上了他曾经的“天朝王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商定将1945年被苏军俘虏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引渡回国，时间地点确定在1950年8月3日的绥芬河车站。

　　心情忐忑不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溥仪预料自己的大限已到，引渡就在眼前。1950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向斯大林提出将一直关押在苏联的、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一批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苏方同意了中国的要求。溥仪最为恐惧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

　　揣着一颗无比忐忑的心，溥仪回到了阔别了五年的中国。 1950年8月3日，溥仪等日伪战犯从苏联的闷罐车被押解上中方的客车，出于保密需要车窗都用报纸糊上，这让原本就如惊弓之鸟的战犯们更感前途叵测。

　　溥仪在其自传中写道： “我相信太阳一出来，我的性命也将如同窗外的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

　　溥仪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的时候，我深信不疑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样是越走越短，我这时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举目四望，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

　　编号“981”

　　坐落在高尔山下、浑河北岸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已经有着7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经被称为远东最神秘的监狱。

　　1950年8月5日早晨，管教黄国城将一套新的囚服递给溥仪的时候，觉得他有些情绪。

　　“他对这衣服有想法，他总觉得这个衣服好像寿衣、死人衣裳，穿上这衣裳就完了。”黄国城回忆道。

　　当溥仪拿到自己的囚服时，看见囚服的胸前绣着编号 “981”。从此这成为了他在这里的名字。

　　战犯所为了更好地锻炼溥仪的生活自理能力，刻意将他与家族的小圈子分开关押。失去了陪伴在身边30多年的左膀右臂，溥仪连最基本的生活也无法保障。“981轶事”居然成为了战犯所犯人的笑料。

　　“挺遭罪的，”当时的护士长赵毓英对溥仪有几分同情， “他也没法，他的家人都与他分开了，现在与他同屋的人没有义务帮着他。他就跟不上人家，早晨到了钟点该叠被的时候，大家很快把被整理好，像军队那样的。他被子叠不上，穿衣服穿不上，大家到外面集合去了，他也跟不上；衣服更不会洗，所以这个阶段他根本就没洗过衣服。想求人家他也开不了口；洗衣服，弄个盆，鼓弄半天也弄不上来，就挺遭罪的。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战犯所组织劳动糊纸盒子。溥仪糊纸盒子笨死了，这纸盒子糊出来，哪个盒子最次、最难看、最歪的就一定是他的。”管教罗凤臣说。

　　一些小的 “计谋”倒是可以解决最直接的困扰。

　　——洗澡。溥仪他不愿意和其他人在一起洗澡，怕别人埋汰。轮到他的监号洗澡的时候，溥仪第一个冲出来，跳进浴池赶紧洗。赶到别人来下水，他已经洗完出来了。

　　——倒马桶。每个监舍都会安排值日生，轮流打扫卫生，倒马桶、扫地等等。溥仪一听说要倒马桶就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长注意到了溥仪的情况，发话说值日的事情溥仪就免了吧。溥仪才长吁一口气，就像大赦了他一样。

　　“没有精神”，是管教罗凤臣回忆时对溥仪最深的印象。 “你看他晃荡晃荡，跟个傻子似的。不像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做皇上的时候那么精神。”被嘲笑、受歧视、被孤立、碰钉子。这是40岁的溥仪从未遭受过的。

　　妻子与他离婚

　　1953年4月16日，早晨，中国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夫人郑英顺刚出家门准备上班，就在门口碰到了一个裹着头巾、挎着包袱的农村中年妇女。

　　“我就问她，你找谁呀？”郑英顺回忆说， “她说，她找溥仪，她是溥仪的妻子。”

　　李玉琴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 1943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伪满洲国的 “皇宫”中，并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封为 “福贵人”，成为溥仪的第四位妻子。 1945年，日本投降，李玉琴被溥仪留在了大栗子沟，后几经辗转，一直在北京生活。 1950年以后，李玉琴经多方打听得知溥仪被关押在抚顺，立刻筹措路费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分别8年的溥仪。

　　抚顺战犯所经过请示上级，特别批准在所内辟出一个单间，用两张单人床拼起一张双人床，专门供探望期间溥仪与李玉琴居住。战犯管理所的管教意图用溥仪这段最后的婚姻，帮助他改造。

　　“看到溥仪，李玉琴还是吃了一惊。”负责安排接待李玉琴的郑英顺回忆说， “已经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她的想象中，当年这个康德皇帝是很年轻、很英俊、很帅气的一个年轻皇帝；而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糟老头。背也有点驼了，说话也好像比较笨重了。”

　　“而且呢，还有一些细节也让李玉琴感觉到了距离。比如她带来了一些糖果，溥仪一看到糖果，也许挺长时间没有吃过，赶快就拿过来掰开塞到自己嘴里，也不另外掰一块，说玉琴你也吃一块，所以这些都让李玉琴的心里起了一些变化。她会在一些细节上非常关注这些事情，结果她觉得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好像眼前这个人呢，不是她当年的丈夫，有了距离、比较生疏了。”

　　此后，李玉琴又多次来到战犯管理所，但与溥仪之间的夫妻关系却每况愈下，而溥仪释放的日期又遥不可知。最终，李玉琴提出了离婚请求。 1957年5月20日，河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裁定准许离婚。

　　第一个特赦

　　1959年9月18日，对于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几个年头的溥仪来说，这一天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就是在这个普通的日子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听到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也正是这个消息，从此改变了这位末代皇帝的后半生。高音喇叭里播送了这样一条新闻：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溥仪从来没有预期到自己会这么快被释放，”当时在特赦大会现场的管教黄国城回忆说，“论罪恶他最大，他是伪满的皇帝嘛，是第一号；论改造，也不能说好啊，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差；论学习，他的弟弟溥杰比他强多了，很有政策水平；溥杰写了10个字了，那溥仪可能一个字还没写出来呢，所以当时怎么想，从哪个角度上考虑，溥仪也不认为第一个特赦可能会是他。”

　　弟弟溥杰捅了捅他，他才往前走了几步，深深地鞠躬，然后抬起他的双手，接了那份特赦通知书。管教黄国城说他看到了溥仪眼中的泪水。

　　回到监舍，收拾起自己不多的盆盆罐罐，同屋的人都向他道喜。溥仪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撕掉了衣服胸口的“编号981”。临行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将一只怀表递到了溥仪面前。这只表是溥仪当年的英文老师庄士敦陪他买的一块法国金表。1959年12月8日溥仪带着他的“诸多宝贝”里的唯一一块怀表，踏上了回京的火车。

　　溥仪在他的自传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

　　回京后的第二天上午，溥仪到北京一派出所办理了户籍手续，成为了在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普通市民。户口本上写着：姓名“爱新觉罗·溥仪”，工作单位“无业”，婚姻状况“离异”。

　　最后的日子

　　2007年清明节，河北义县华龙皇家园林。

　　这里虽然同属于清西陵景区，也被冠以皇家之名。但与附近雍正、嘉庆、道光、光绪皇帝的陵园相比，溥仪的坟墓却与普通百姓的紧挨在一起。在坟墓两旁陪伴他的是皇后婉容的衣冠冢和他最爱的妃子谭玉龄。

　　1964年9月底，溥仪和李淑贤跟随全国政协参观团返回北京后，溥仪一直精神不振，并开始伴随有尿血的症状，最终被确诊为肾癌。1967年10月16日，溥仪的病情突然加重。他的朋友老范和老李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看望病危中的溥仪。晚上11点，老范和老李与溥仪告别说：我们要走了，明天再过来看你。溥仪说： “老李、老范，你们别走、你们别走。我应该还能活，我要活。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没有完成。我要活下去。”这应该就是溥仪先生去世之前清醒的时候，最后说的几句话。

　　1967年，新华社10月19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治疗无效，于10月17日2时30分逝世于北京，终年60岁。他的追悼会一直到了13年之后的1980年才得以举行。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