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带来了谅解书，谅解书进入法庭，使人想到金钱、生命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一个无论如何无法拿出赔偿的人，将不被谅解，是不是同样的行为更加容易被处死？

　　成都孙伟铭醉驾案，曾因一审判死引发巨大反响。一个多月后，这一案件因二审可能改判而再度被关注。孙伟铭的生命是否得以保全，仍待法院决定。

　　一个多月前，孙伟铭一审被判处死刑，媒体报道称网友支持率达到了59%。而目前，媒体又报道网上调查，支持对孙伟铭改判的占到近70%。网上态度如此巨大的起伏，表明人们虽然并非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但未必对事情有确定的标准。

　　我没有实证材料来解释社会态度的这种起伏，只能推想民意为何会如此摇摆。我想，孙伟铭一审被处死刑时，接连发生的飙车案、醉驾案，使得他们更加倾向于以最严厉的手段来惩罚醉驾致人死亡的行为。而时间能使人冷静，尤其孙伟铭家人为挽救其生命所付出的努力，毁家举债而完成的百万赔偿和谅解书，以及某些被赔偿人拿到赔偿金、签下谅解书后，再度反对改变的变化，都能够影响到人心的天平。

　　孙伟铭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孙伟铭的行为本身也极为恶劣。他从未获得合法的驾驶资格，醉酒驾驶、在限速60公里的道路上实际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130公里、肇事逃逸，逃逸中冲入逆行车道，他的车辆行驶到无法继续开动时为止。可以说，对道路交通安全来说，能够违反的规定，孙伟铭几乎全数违反，造成的后果是4死一伤，“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了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死刑判决超过了人们根据常例所作的预期。一审后，孙伟铭家人称原以为最多不过判个10年或者12年，由此，他们开始更加积极地张罗赔偿，并毁家举债筹集100万元，以获得受害方的谅解书。对于正愤怒于道路交通恶性事件频发的普通人，一审结果瞬间释放了他们的情绪。

　　法律要实现的目的是公正。但公正作为一个原则易于主张，作为一个具体的结果何以体现，则复杂得多。孙伟铭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并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但致人死亡并非其主观故意。就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他是否曾经资助贫困孩子，无论他是否一贯表现优良，他应当付出所有可能付出的重大代价，但唯一不该接受剥夺生命的惩罚。死刑针对罪大恶极，孙伟铭违反各种道路交通安全规定是故意行为，但致人死亡仍属主观上的意外，他没有故意制造一个死人的后果。

　　醉驾与交通死亡，不是一场无车人与有车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个必须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生命安全毫无疑问应摆到至上位置。一个行人违反交通规则，不应当被车撞死，所谓“撞了白撞”，即是残忍。而法律对生命的剥夺也应当审慎，孙伟铭的犯罪不同于谋杀，不同于故意伤害致死。在“抵命”逻辑下，孙伟铭可以死四回，但法律并不认同简单的“抵命”逻辑，而要考虑各种犯罪行为应负的责任。非法驾驶致使多人死亡，毕竟不是故意行凶。

　　一审死刑判决所带来的效应是复杂的。如果没有一审死刑判决，孙伟铭案的受害人将不会获得百万赔偿，判决使赔偿变得积极，从而使人考虑有力赔偿与无力赔偿的真实性问题。赔偿带来了谅解书，谅解书进入法庭，使人想到金钱、生命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一个无论如何无法拿出赔偿的人，将不被谅解，是不是同样的行为更加容易被处死？而获得赔偿并签下谅解书的人，再度表示“不能改判”，这到底是坚持了正义，还是违背了道义；是坚持了法律的诚信，还是背叛了做人的诚信？二审中公诉人建议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表示自认一审中起诉要求过当，是委婉地表示一审法院判决过重，还是基于一审到二审间发生的赔偿事实？如果是基于前者，可以说司法机关在诉讼中缺乏审慎和认定，故而无法坚持其结论；如果说基于后者，那么孙伟铭的行为责任到底是由法律来追究，还是由受害者的意图来决定。孙伟铭的犯罪及其后果早已完成，而其生命之剥夺与保有，系于一审与二审期间这一个多月其家人的行为，这是不是奇怪？

　　可以说，孙伟铭案提出了很多问题。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它已经超出醉酒驾驶致人死亡这件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