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岁的王维沁带着3岁的大弟王维仁（左）和1岁的二弟王维友在第一公园内玩耍

　　王家姐弟保存至今的鸿运楼茶社的茶托

　　●国民党政要为何偏偏挑中她家的茶馆喝茶

　　●茶馆里的堂倌待遇相当于今天的金领，凭啥

　　●民国时期夫子庙的茶楼生意为何不好做

　　南京人爱喝茶，那是出了名的。据说从六朝时候起，南京就有了卖茶水的地方。到了明清，南京的茶馆遍及大街小巷，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而民国时期，茶馆更多了一份雅致，成为商贾政要、社会名流的流连之所。近期，记者接到了一位王老太太的电话，她告诉记者，说到南京民国老茶馆，她最有发言权。“我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我今年93岁，见识过民国时各大茶馆，关键是因为，我的父亲就开过茶馆。”日前，记者在科巷见到了王维沁老太太和她的六位弟弟妹妹，听他们将民国老茶馆的故事娓娓道来。

　　1948年秋，父亲王志贵（右）和友人在五洲村茶社前合影

　　逍遥游茶馆开在了秀山公园

　　王家的第一个茶馆开在秀山公园（今公园路体校一带）里，名曰逍遥游，此名听起来颇有出世之态、侠义之风。那是在蒋介石定都南京前几年，南京的公园不多，秀山公园因此游人如织。公园内的李秀山铜像、英威（李号“英威”将军）阁、喷池、飞来剪、荷花池，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玩的由半人高的冬青树组成迷宫样的迷魂阵，都是游客们赏玩的景点，累了，乏了，游客都会到逍遥游坐坐，泡上一壶茶，点上几个点心，吃吃聊聊。

　　为了有良性循环，多些回头客，王维沁的父亲王志贵在茶品、小吃上下足了功夫。当时茶馆内的茶叶品种应有尽有，比如云雾、龙井、珠兰、梅片、毛尖等。茶馆还供应瓜子、酥烧饼、春卷、水晶糕、猪肉烧卖等，茶客随点随吃，物美价廉，尤其是包饺、干丝特别受茶客和孩子的欢迎。2分钱就可以买到一只包饺，5分钱就可以买到一碗干丝。“光卖小吃，生意就好得不得了。”

　　在南京当时的各色茶馆中，此时的逍遥游的条件、环境都是属于中上的。一层平房面积很大，可容纳百十多人同时品茶，一溜窗户，阅尽公园美景。

　　逍遥游茶馆的超人气从哪来

　　王家逍遥游跻身一流茶馆，是在蒋介石定都南京之后，那也是逍遥游的黄金时代。

　　1927年4月，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蒋介石将秀山公园更名为第一公园，并在园内东北隅增建国民革命军讨伐孙传芳阵亡的烈士祠及纪念碑、纪念塔等，英威阁东有孙中山的遗嘱室，西有奏乐亭，成为民众凭吊先烈的重地。蒋介石每年都与政府文武官员来此奠祭阵亡烈士，并且将许多重要的活动设在公园内进行，逍遥游茶馆的生意也就异乎寻常好起来。“家里因此就有了些钱，那时，两个弟弟读书，戴的是‘博士帽’，拎的是牛皮书包，穿的裤子都是带背带的。但是，我父亲从不敛财，非常大方，好做善事。每年到了冬天腊月里，就会向周围的贫苦人家散‘老米’。后来，到了快中秋的时候，也散‘老米’了，一年两次，逍遥游的口碑在于，不仅茶好，人更好。”

　　那时的王维沁十三岁左右，正是记事的年龄。她告诉记者，第一公园在当时确实成了国民政府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如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为中山陵奠基礼而集合南京市民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奠基追悼大会，黄兴夫人徐宗汉等亦被邀参加，近千人的大会就在英威阁举行；1929年，田汉曾两次率“南国社”来南京在此公演，话剧界的许多老前辈都在此一显身手，当时第一次公演票价八角，第二次一元，票价虽高，但观众还是争先恐后，人数众多；还有，1930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病逝后，灵堂就设在英威阁，次年的国葬典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而各种活动结束之后，逍遥游茶馆便成为国民党政要和普通市民的休憩之所。

　　宋美龄批评女招待不够勤俭

　　逍遥游茶馆里的茶客，给王维沁留下印象最深的，便是宋美龄了。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宋美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倡导新生活运动并身体力行。此时的王维沁已经15岁了，在茶馆看到宋美龄时就特别注意，“她很朴素，到茶楼时一般都穿素色的旗袍，天冷的时候外面加件厚披肩，头发很整齐，没架子，和茶客说话的时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她是蒋夫人。”一次，宋美龄在喝茶的时候，看到女招待浓妆艳抹非常时髦，便问她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结果一算，开支大于收入，她就和颜悦色地对女招待说，日子还是要勤俭着过，人还是自然一点更漂亮。本来也对穿着打扮有点兴趣的王维沁听了，便打消了花哨的念头。“而宋美龄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因为她的新生活运动，让我和妹妹读了书。”

　　王家当时虽然经济条件不错，但在民国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影响着王维沁的父母，所以，王家的孩子，男孩去读书，女孩在家搭个帮手。而宋美龄却极力提倡女子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当时的南京有一支宣传队，挨家挨户劝说家长将女孩送到学校念书。“我都快16岁了，后来也和小我3岁的妹妹去念了书，只是，那时我年龄在班里确实是大了，心思也不在那儿，学了一年就坚持不下去了，就回到茶馆帮父亲。妹妹一直读下来了。”

　　逍遥游里的堂倌待遇堪比金领

　　黄金时期的逍遥游茶馆人声鼎沸，生意兴隆。“请了好几个伙计，就是堂倌。”好的堂倌，一个能顶俩，因为民国时期的茶馆特别多，尤其是夫子庙一带。所以，好的堂倌十分抢手，经常有茶馆将别家的堂倌挖走，因此他们跳槽是常有的事儿。“有的时候，一个茶馆的生意和那些很有特点的堂倌有很大关系。”

　　逍遥游里曾请过一个堂倌，他的斟茶技术一流，右手执大铜壶一把，在离桌面三尺左右的地儿，对准茶盅倾注开水，在壶嘴猛地点头抬头之间，茶盅刚好满九成，无一滴洒落。他送点心的技术，也让人叹为观止。就一只手，能托十多只菜盘、面碗，自掌心至肘弯，重重叠叠，在人群中穿梭往来，避让挪身，从不失手。有许多茶客，特地从夫子庙一带过来，就是为了瞧瞧他的技艺。“我父亲给他开的工钱很高，具体是多少记不得了，但绝对是现在的金领了。就这样，他到了后来还是被别家挖走了。父亲为此还唉声叹气了一段时间呢。”

　　堂倌们除基本功扎实外，还要对南京茶俗了解透彻，眼神要好，如果发现有茶客用杯盖敲茶杯，即知是要续开水，迟了，茶客就会将茶杯倒扣桌子上，表示对茶馆的堂倌服务态度不满意；如果将茶杯盖反盖，堂倌就该知道客人要临时离座。

　　好好的逍遥游茶馆为何突然没了

　　逍遥游茶馆的黄金期并不长，只有两年不到，其原因不在经营不善，而在于日本人的脚步正向南京踏来。

　　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南京街头的行人就满脸张皇之色。逍遥游里为数不多的茶客谈得最多的，亦是国民政府将会如何保卫南京。对于日本人的穷凶极恶，王家早有耳闻，所以，1936年秋，20岁的王维沁就嫁了人。1937年，18岁的妹妹王维云又让父母坐卧不安。“妹妹其实已经有了对象，只不过年龄尚小。父亲后来跟准亲家摊牌，娶不娶，再不娶，我就带着她离开南京了。妹妹贤淑善良，准亲家求之不得，赶紧就拍板，娶，立刻娶。”

　　两个女儿嫁出去之后，逍遥游茶馆的生意在飞机的轰炸中愈发低迷，茶客们都操心未来何去何从，到处打探出路，茶馆不关门也不行了。

　　王家一家人终于在1937年的12月13日之前，全部逃出城。听到南京发生惨绝人寰的屠杀后，避居安徽的他们心情黯淡，他们猜测，遇难的人中肯定有许多未及离开南京的老茶客。

　　1939年初冬，王维沁的父亲因操心家里的物件，回南京探风。到了南京，他看到曾经繁华的逍遥游茶馆已成了灰烬，离开南京之前放置其中的所有家当也成为泡影。原本准备盖新房的材料已全被人抢走，王家陷入落魄，一无所有。

　　于右任到玄武湖喝茶从不张扬

　　日本投降后，因逍遥游被毁，一家数口人生计无着落，父亲王志贵振作起来，又借钱在玄武湖与人合资开了一家五洲村茶社。王志贵有着丰富的茶馆经营经验，生意很快就上了轨道，他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日本投降后不久，我记得，国民政府在玄武湖举行了抗战胜利游园大会，游客只要凭借手中的玄武湖门票，就可以免费到五洲村茶社饮茶休憩。”在王维沁的记忆里，那几天，茶馆人满为患，擅长经营之道的父亲王志贵笑脸迎客，无一丝怠慢，五洲村茶社的名气打响了，许多政要名流也开始光顾茶社。

　　“当时的行政院院长于右任就常来这里喝茶，就像一个普通的茶客一样，没什么特别，不像有些官僚，来喝茶的时候，排场大得不得了。”王维沁说的，就是当时警察厅的一位厅长，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讲究排场，每次来五洲村茶社喝茶的时候，总会先清场，然后派一个几十人的乐队奏乐，他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喝茶，一边赏玄武湖美景。

　　周恩来曾在鸿运楼看扬州戏《徐策跑城》

　　与此同时，王志贵又在夫子庙经营了茶社鸿运楼。夫子庙地区的茶馆非常多，名气很大的就有“新奇芳阁”、“德义园”、“通济楼”、“得志园”、“永和园”、“雪园”等十几家，而鸿运楼并不突出。

　　夫子庙的许多茶馆在当时又可以成为戏茶厅，茶客可以一边品茶一边听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茶馆文化，很受茶客的欢迎。鸿运楼自然也不例外，国共和谈的时候，周恩来就到鸿运楼的剧场里欣赏了扬州戏《徐策跑城》。

　　“实际上，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周恩来看戏。因为鸿运楼的生意不太好做，所以精力都放在五洲村茶社了。我们也是听茶客说的。”那是1946年的初夏，鸿运楼里的茶客看到了一位身穿长衫、姿态挺拔，浓眉大眼的茶客，带着几个人，有说有笑进入了鸿运楼的楼下剧场，当时正在上演扬州戏《徐策跑城》。许多茶客都觉得他很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过了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了国共谈判代表团成员照片，才反应过来：怪不得眼熟，原来是周恩来。“周恩来喜欢看扬州戏，众所周知，建国后，他还专门看了周信芳表演的《徐策跑城》。真遗憾，周总理来鸿运楼看戏，我们都没亲眼看到。”

　　在茶楼看戏非常方便，茶客们只要看一下戏茶厅大门口的红木牌上写着主角、戏剧名，就可以决定是否观看了。戏茶厅内有两三百个座椅，场子后还有一两排高木椅，前面有一道木栅栏跟观众席隔开。当时的戏茶厅，最有名的是越剧《唐明皇游月宫》，每逢上演此剧，座无虚席。

　　民国时夫子庙一带的茶馆生意咋不好做

　　“在戏茶厅的艺人都是女性，无论婚否，无论年龄，一律称‘姑娘’。不少艺人因生活所逼，除了卖艺还得卖身。”戏茶厅茶客成分很杂，有贫民、小商贩、手工业者，也有纨绔子弟、阔少、小老板，最让人头疼的，还有地痞流氓。“夫子庙地区的茶楼很多，什么人都有，不像我们以前的逍遥游和五洲村茶社，因为都是上层人物去的多，那些混混就不敢去捣乱，我们只要好好经营生意就是了。可鸿运楼里，要操的心就多了。夫子庙有的戏茶厅甚至都出现打群架的事儿，乱死了，很多茶客知道后就不敢来了。”

　　王维沁所描述的这种乱象在解放前夕达到顶点，很多茶楼无法经营下去，不得不另谋他用，鸿运楼也转租给了他人，成了金银交易市场。“解放后，我们的茶楼一度恢复经营，但由于客源急剧减少，生意无法坚持，在1950年公私合营之前，我父亲就结束了茶楼生意，和母亲回家休息了。”

　　现在，看到南京城里各具特色的茶馆，王维沁姐弟都会想起几十年前，父亲苦心经营的老茶馆。因为有着深深的岁月积淀，老茶馆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张荣

　　本版翻拍 快报记者 施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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