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就有，不打就没有；真打，黑社会犯罪很严重；假打或者轻打，黑社会犯罪不严重。这就是打击黑社会犯罪的现状。重庆打黑既证明了黑社会犯罪的严重性，也证明了打击黑社会犯罪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重庆打黑行动正引起舆论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文强，曾经的公安英雄、重庆市司法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因涉黑受到调查，揭示了黑白勾结所达到的层次。文强的落马，表明人们日常所理解的警匪勾结，可能还远远没有达到它实际到达的程度。一般人们所说的警匪勾结，往往停留于基层或者中层，而一个一千多万人的城市中，几乎可以说是最高警务官员的人因打黑行动被调查，使人不能不重估黑社会犯罪的现状。

　　在重庆，本次打黑行动已经导致50余名贪官落马，一批警员被控制，14个黑恶势力被剪除，104个黑恶势力被掌握。而此前不久，重庆还被描述为“无黑帮”的城市。2004年11月22日，重庆市刑警总队对媒体宣称：“目前我市无‘黑社会’。”2008年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刘光磊表示，“根据统计，我市群众的安全感最近几年一直都保持在92%左右，2007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3.73%”。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把那些关于社会治安与群众安全感的统计数据当做笑谈，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重庆2008年开始的大规模治安整治行动有何必要，也无法理解黑社会组织被不断挖出后街头为何响起了鞭炮声。

　　人们关注重庆打黑行动，舆论出现了将重庆打黑推向全国的声音。天下苦秦久矣，天下苦黑社会久矣。在很多地方，很多行业，几乎都一面要接受政府的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管理，一面还要接受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从沙霸、石霸到控制娱乐业、饮食业、水泥供应，以及地下赌庄、讨债收账，乃至专营“砍手砍脚业务”，黑社会组织千姿百态地进入了现实生活，其中一些经营成功者既有经济上的合法掩护，也有政治上的合法保护，不仅有官员为之做保护伞，而且有人大、政协制度内的身份。

　　重庆打黑行动似乎表明，目前，有没有黑社会的判断，取决于想不想扫除黑社会的判断。问题不是有没有黑社会，而是想不想扫除黑社会。想不想扫除黑社会，可能有多种原因，例如黑白勾结的深度使打黑不被作为议题，例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例如黑社会与某些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划出边界，相安无事等等。这就是说，除了给政府治理带来总体上的劣评，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可能并不有害于地方官员的利益，甚至可能增加了权力寻租的利润。

　　打就有，不打就没有；真打，黑社会犯罪很严重；假打或者轻打，黑社会犯罪不严重。这就是打击黑社会犯罪的现状。重庆打黑既证明了黑社会犯罪的严重性，也证明了打击黑社会犯罪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是否愿意与黑社会组织保持盘根错节的关系，是否希望与黑社会组织“共治共享”，乃至延纳黑社会组织进入政权？他们给出的答案决定了打还是不打。

　　不要以为这样的说法夸大其词。近年报道出来的一些黑势力犯罪事件，遍布东南西北，有的地方几乎所有市场都有黑社会操控，政府征税，而黑社会垄断市场、征收保护费。黑老大变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是个别；黑恶势力被请去实行暴力拆迁，“有影响力的民间人士”被引入去对付“刁民”，参与城市和乡村的治理。这些在近年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少见。

　　我无法推断重庆打黑行动的起因，也无法判断重庆打黑行动是否做到了除恶务尽，但至少可以看出，此番打黑清除了14个重大黑恶势力，有高级官员因打黑行动而落马。

　　重庆打黑行动暴露了在“大局稳定”下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实际状况，证实了人们对一些地方疏于打击黑社会犯罪，容忍甚至放纵黑社会组织的猜测，让人重新认识黑白勾结所达到的层次、黑社会头目已经开始参与政权的现实。重庆打黑行动也证明了打击黑社会犯罪并非不可作为，需要的是一个决心。现在，还谈不上打黑是否能够一劳永逸，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但现在首先需要的是“一劳”，此后才可能去讨论怎样避免“永逸”的堕性。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