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背后的司法之变盐城“2·20”特大水污染案首次以“投毒罪”判处

　　同案不同判：民意主导司法审判，还是司法创新？

　　重典背后的司法之变

　　盐城“2·20”特大水污染案首次以“投毒罪”判处

　　同案不同判：民意主导司法审判，还是司法创新？

　　因同一起公共事件，盐城在半年后再一次成为了舆论焦点。

　　今年2月20日，盐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停水事件，因多个自来水取水口的水源被污染，盐城市亭湖区、盐都区约20万居民无水可用，时间长达66小时40分钟。在紧急调运外水入城、连夜查封涉嫌排放的企业、迅速启动问责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平息事态之后，此事的司法程序也迅速启动，涉嫌排放有毒废液的盐城标新化工公司的法人代表、生产厂长均被送上了被告席。

　　今年8月14日，此案一审判决公布：法人代表胡文标和生产厂长丁月生犯投放危险物质罪（传统意义上的“投毒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和六年。媒体迅速发现，这是国内第一次以这个罪名判处排污企业的责任人，而之前，排污导致严重后果的企业责任人都被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这个判决的评论随之而来，并呈现出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当地百姓和网民无不拍手称快，认为这是其罪有应得，甚至有人认为判得还不够重。而胡的辩护律师、南京大学教授孙国祥坚持认定胡丁二人的罪名能否成立，本身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同案不同判”成为了此事件的一个关键词。有观点认为，在这样的一起“民愤极大”的公共事件中，在法律框架内的司法独立更为可贵。

　　自来水变“绿”

　　市民争抢矿泉水

　　8月20日，盐城市盐都区龙岗镇。

　　孤立于一片农田之中的盐城标新化工有限公司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一片寂静。大门上的厂牌早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污水处理现场指挥部”几个大字。厂区的一些厂房已经被夷为平地，在2月20日的那次震惊全国的停水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就迅速锁定了这家企业，并在当夜就将此地查封。

　　谈起6个月前的那次风波，距离标新公司20公里外的盐城市区的人们现在仍觉得不堪回首。

　　2月20日的早晨6点半左右，早起的盐城市民打开自来水，发现水中传出了一股刺鼻的怪味。“我以为是不是我们单位的水管出了问题，就打开龙头拼命放水，放了足足有十分钟，味道还没有散掉，我就打电话给住在另一个小区的妹妹，她告诉我，她家里的水也有味道，”盐城市民张静菊告诉记者，自己当时就怀疑是水被污染了。

　　而很快，楼上下的邻居们也陆续打开门互相打听，大家都陆续证实了一个坏消息，水出问题了。一位年轻的妈妈喂稀饭给孩子，孩子闻出了怪味吵闹着不肯吃，而妈妈以为孩子在耍脾气，狠狠地揍了孩子后，强喂下了两碗稀饭。半年过去了，这个妈妈现在还心存愧疚。

　　无水可吃，无水可用，对生活在这座有着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居民们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那天是星期五，上班的人们开始互相打听，抱怨。“我同事打电话给水厂，回答说是在检修，但我们都不相信，”张静菊说。到了上午9点钟左右，另一个说法在市民中疯传：一艘满载农药的船在龙岗附近翻了，农药泄漏进了河里。

　　得知这个消息，市民们开始疯狂抢购矿泉水。“当时矿泉水是最紧缺的商品，各个超市都是买水的人，一打12瓶的水在小卖部被卖到30多、40多块都算便宜的了，”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也在那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水的重要。

　　而除了矿泉水，各种饮料，甚至是啤酒都成了紧俏货。各个超市都挤满了排队的人们，但通常是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后，才能抢到一箱，稍微来迟点的居民发现，已经断货。

　　一些市民则在停水超过一天后，把太阳能热水器的存水放出来当作饮用水。而一些居住于郊区的居民，则走上几公里，到一些过去开挖的小井中去取水。

　　盐城提出的城市发展口号是“水绿盐城”，而有揶揄者在网上发帖调侃：“我们要建水绿盐城，今天水真的‘绿’了，我们的城市也乱了。”

　　而在当天，大量闻讯赶至的媒体记者抵达盐城。媒体的介入，信息被公开，官方当天发表声明，确认自来水厂的取水口附近水源被污染，而肇事者是上游的一家化工厂。

　　从暗槽偷排废液

　　案发前曾与村民暴力冲突

　　这家化工厂就是位于龙岗镇的盐城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20日下午4点，就在盐城市区居民疯狂抢水的时候，一路由政府官员和警察组成的小分队赶到了标新化工公司，现场控制住了该厂的老板胡文标。当天深夜，有关部门敲开了标新化工厂值班人员的门，递进来了一张罚单，对标新公司处以20万元的罚款。

　　胡文标首先被带到了龙岗镇，次日凌晨4点，他被警察带至了盐城市区，从此再也没有出来过。21日下午，他被警方刑事拘留，值得注意的是，家属收到的刑拘通知单上给出的罪名是涉嫌犯“重大环境事故罪”。约一个月后，胡文标被逮捕，此时他的罪名已变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罪名的变化，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媒体报道说，标新公司是盐城市的“明星企业”。而记者所见，这个厂的规模小得可怜，事发前的员工人数只有区区二十几人，雇佣的大多是附近的村民。

　　胡文标的妻子王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之所以被评为明星企业，是因为这个厂的税收可观，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当地官员的确认。

　　而此案中的主角胡文标，则是在当地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其发家史也是一个艰难的个人奋斗史。

　　“我父亲卖过冰棍，在砖瓦厂做过苦力，”胡文标的儿子告诉记者。记者了解到，胡文标出生于1962年，今年47周岁，高中文化。17岁时，他进入了原鞍湖镇的一家砖瓦厂上班，而因为没有关系，当时能进厂当一名工人，是因为其父母宰杀了一头猪送给了厂长。

　　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头脑灵活的胡文标被领导派出去追讨欠款，而在外出追债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商机，他发现了一种名为次氯酸钠的化工产品很受欢迎，便萌生了辞职下海的打算。

　　约在1983年，胡文标离开了砖瓦厂，开办起了一家小化工厂，主营次氯酸钠的生产销售。“那时候，因为没有钱，他甚至拿过3分的高利贷去给工人发工资，”胡文标的爱人王女士告诉记者，随着生产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他所办化工厂上缴的税款也不断增加：“从一开始的一年16万，慢慢变成了二十几万，到最后的上百万。”

　　而在这个过程中，胡文标也在谋求更大的发展。

　　2001年，胡文标得知位于龙岗的一村办化工厂要转让，他便与其他三人合资拿下了这家化工厂，并将之命名为“盐城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王女士说，标新一直到2004年前后都在生产名为“氯代醚酮”的化工产品。而在同年，一名工作人员从另一家化工公司跳槽过来，并带了一个新产品。“就是在氯代醚酮基础上的产品深加工，产品名叫做甘宝素。”

　　这个产品也导致了周围村民们的误解，有村民说，当时标新化工厂成立伊始，对外宣称是生产化妆品。“以为化妆品肯定是相对环保一点的，不会有那么大的污染，谁知道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现他们生产过化妆品。”

　　甘宝素实际上是一种化妆品的中间体，广泛应用于洗发水的生产中，据称国内一些知名品牌的洗发水公司都是标新公司的客户。

　　而村民们不认这个账，开始和标新公司，和胡文标本人纠缠污染问题。据当地知情者透露，标新和村民们的纠纷不断，暴力事件常有发生，甚至有村民因此被警方处理。

　　据了解，为了平息周围村民们的敌对情绪，胡文标给过一些村民补偿，但更麻烦的事情也随之而来，更多的村民加入到维权的队伍中来，为多大范围的农田给补偿的问题，胡文标和村民们的矛盾激化。

　　而这个过程中，胡文标把偷排废液做得更加隐蔽了。快报记者在已被关停的标新公司查看时，发现其厂区临一条小河的一侧，用四面围墙封死了一个有十平方米的圆形水塘，外人从外面看，根本不知道其中有如此玄机。

　　这个水塘甚至连厂里面的人都无法进入，因为四堵墙上并没有留门，而检查人员自然不得而知。现在这堵墙被砸出了一个大洞，透过这个洞可以看到，水塘已经干涸，但存放过废液的痕迹明显，塘底呈深绿色，仍在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而这个封闭的污水塘有一个暗槽与一墙之隔的五支河相连，废液由此排出，一直到事发的2月20日，才被检查人员破墙发现。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给记者的《官方信息》中写道：“标新公司董事长胡文标、生产厂长丁月生于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间，明知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

　　司系环保部门规定的‘废水不外排’企业、明知在‘氯代醚酮’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钾盐废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仍将大量钾盐废水排放至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任其流经蟒蛇河污染本市城西、越河自来水厂取水口。”

　　当地知情者透露，胡文标的“倒霉”是倒霉在了他手下的工人身上。“实际上根本不会出这么大的祸事，因为当时不仅他一家在排，而且其他家也在排，怎么会偏偏在那天出事？是有原因的！”知情者说，这是因为工人在生产时弄错了化工原料的配比，“锅里的化工原料配比出错，根本生产不出来成品，手下人又不敢告诉胡老板，就偷偷把那锅料倒掉了。”

　　他说，如果是正常的生产后的废液排放，浓度低，排到河里稀释后原本不会这么严重地影响水源。而这锅原料的浓度太高，最终导致了大面积的水污染。

　　胡家人给记者的解释是，水污染的前四天，即从2月16日开始厂里的锅炉坏掉了，根本没有生产，也没有排放。“就是环保的人到我们的排放口测了一下，就认定是我们家在排放。”

　　他们觉得冤枉的是，自己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排放企业，而且在2008年全年开工不到四个月，另八个月都在停产状态。“有那么多企业都在排，为什么能认定就是我们家？”

　　被判“投毒罪”

　　有人拍手叫好有人认为不妥

　　正如媒体披露，盐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胡文标、丁月生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胡文标获刑十一年，丁月生被判六年。而两人均已提起上诉。

　　作为家属，胡文标的妻儿对亲人受如此重判十分不解，因此全力支持胡文标的上诉。而外界的观点也有分歧。标新化工公司周边老百姓对此一片叫好声，有村民接受采访时表示：“让我们吃了那么多年有毒的水，才判十一年，太轻了。”而当时和标新公司发生过纠纷，被警方处理过的村民则表示自己要“平反”。他们认为当时与标新公司的环境纠纷中，自己是代表了正义的一方，现在胡文标被判有罪，自己则应当被正名。

　　胡文标、丁月生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重刑后，网友们态度鲜明，对此判决几乎一边倒支持。而一些法律界人士表示了异议。

　　江苏瑞信律师事务所的郭霞普律师听到这个判决之初“十分惊讶”，他说自己惊讶于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给胡丁二人定罪。

　　盐城网民用“开全国之先河”来评论此事，事实上也是如此，媒体发现，这是全国第一例用此罪名定性于企业排污行为。

　　而对这个判决，胡文标一审委托的律师、南京大学教授孙国祥持否定态度，孙教授是企业犯罪领域的专家，曾任著名的常州铁本案代理律师。“我们认为，以投放危险物质罪给胡文标定罪，把排污行为当成是投毒，肯定是不对的，”孙国祥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说，事实上，警方刑拘之初也把其定性为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而投放危险物质罪就是刑法上之前的投毒罪。”

　　孙国祥解释，这两个罪的区别在于，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一般情况下是过失犯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故意犯罪，而前者是结果犯罪，后者则是行为犯罪。定性不同，量刑也差别很大。

　　“胡文标有什么理由去投毒？他自己和妻儿也在喝这个水，他投毒的动机是什么？”孙国祥解释，正因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是行为犯罪，逻辑上面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这样定性，只要一个化工厂排了污水，不管有没有导致停水这样的事故，就是犯了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其他还在排的那些化工厂的老板是不是都要抓起来？因为他们的行为性质和胡文标是一样的，只要排了就是犯罪，不管有没有后果。”

　　而同时，法院认定，胡文标在此案中是“间接故意”犯罪。对此，孙国祥也不认同，“我们讲的故意，是法律上的故意，排放废液的时候他肯定是故意，但后果是没有办法预料的，这如同很多工厂的烟囱在排放废气一样，你能说这个厂是在投毒吗？”

　　同时，孙国祥强调的是，此案的主体也有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企业犯罪行为，而投放危险物质罪是个人犯罪，胡文标并不是一个适格主体。犯罪的主体是他的公司，适用的应该是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

　　这和前一阶段的热点事件——张明宝醉驾致人死亡案很像。在那场争论中，焦点所在是交通肇事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争，前者是过失犯罪，后者是故意犯罪；前者是后果犯罪，后者是行为犯罪。而检方也认定张明宝是“间接故意”犯罪。

　　当时有法律工作者作出了这样的逻辑推理：“危害公共安全罪是行为犯罪，和他撞不撞死人的后果关系不大，如果如此，他的犯罪行为是从何时起算？醉酒开车开始？那么岂不是所有醉酒驾车的人都涉嫌犯有危害公共安全罪？”

　　郭霞普律师认为，间接故意犯罪是一种放任，即放任自己的行为，并导致了不特定人群被危害。他认为，此案中如果胡文标被屡次警告后，仍排放污染并最终导致了后果，就有放任之嫌。

　　而孙国祥则认为，胡文标和当地的其他化工厂老板一样，接受罚款后再偷排，这在当地很是普遍，但并不意味着警告之后就是放任。“他自己和妻儿都喝当地的水，这能认定他有放任的故意？”

　　“罪刑法定，我们认为这个判决是不理性的。我们理解当地百姓的情绪，对排污企业的痛恨，但是判决要有依据，要一视同仁，而不应当选择性地执法。”孙国祥说。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投放危险物质罪名成立，胡文标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导致一个城市的20万人三天没水用，那为什么只判了最低刑期的十一年？”

　　同案不同判

　　显示某些法律“滞后”于现实

　　几次大的全国性新闻事件，使得“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愈发引人关注。同是酒后驾车撞死人，有的被判死刑，有的却被判了有期。公平何在？

　　“使用执行着同一部法律，却出现了这么多的‘同案不同判’，应该说是不正常的，”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张世亮律师说，“我个人反对因为民意或民愤而擅加定罪，这样的话，法律的统一性无法保证。”张世亮在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时表示，“首先，案件就像达·芬奇画的鸡蛋，各不相同。同案指的是类似案件，而每个案件的细节不同，这些细节决定了案件的定性，其次，在司法实践层面，法官的素质不同，使得对法律的理解产生差异，这些都是‘同案不同判’可能产生的原因。”

　　从法理层面分析，“同案不同判”几乎是必然，张世亮认为，法律具有稳定性，同样也会因此产生滞后性，“具体表现在法律不能时刻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只能在事实发生后，加以修订以适应社会发展。”

　　与现实脱节的法律自然会有人去完善它，而此时，一个中规中矩的法官与一个善于创新的法官不会做出同样的判决。这些都是善意的分析，张世亮强调，“案件的定性往往会受到非正常的外部因素干扰，这也会使‘同案’产生不同的判决，这些因素可能是司法腐败，也有可能是社会舆论及民意。”

　　仅在今年，就有多个案件因为社会影响而创出“首例”：成都的孙伟铭案号称是“全国首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者判处死刑的案件”，而南京的张明宝案则号称是“国内首起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逮捕醉驾者”。

　　张世亮表示，民意与法意确实有着微妙的关系，“我觉得，公众舆论的充分辩论不可或缺，而透明公开的司法审判活动则是最好的沟通彼此的契机，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开争辩中，达成法意与民意的交集，法治社会才能不断前行。”

　　对化工零容忍

　　盐都变“无化区”

　　五支河，一条盐城本地人都没听说过的小河，宽不过四五米，两边的芦苇疯长，更像是一条大点的沟。

　　正是依靠这条紧挨着标新化工公司的河，胡文标把化工废液排出，并最终断送了事业前程。

　　而这条河变清的代价是500万人民币，年初的水污染事故发生后，龙岗镇政府从南京请来了一家专业公司，净化了7万吨的水，并将这条不长的河的5000立方米的受污染淤泥挖出来，运进了标新公司的厂里进行了化学降解，最终再回填到了河里。

　　而五支河邻近标新公司的这一段被用土坝分成了22截，分段进行了治污，“这500多万块钱全是我们镇里出的，我们正要起诉胡文标，追讨这笔治污费用。”龙岗镇一官员告诉记者。

　　而这是看得见的付出，龙岗镇，这座离盐城市中心约20公里的城镇也正在经历着一次产业转型的艰难过程。

　　“我们去年的化工企业带来的财政收入约2800万，占到了我们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最高的年份，化工带来的收入达到了4000多万，是我们镇的支柱产业之一。”

　　而自水污染事件发生后，龙岗镇铁腕治理化工企业，22家化工企业全部被关停，另11家非化工，但也会产生污染的企业也被关停。

　　而完成这一切，龙岗镇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很多企业都是刚起步企业，投产时间不长，还没有收益，但是我们采取的是零容忍，全部关停，”这名官员说。

　　那一个月里，关停企业的速度平均一天一家，政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的企业主甚至以死威胁，拒绝关停。

　　但是在盐城市政府的强力命令下，基层政府还是完成了这一工作。

　　不仅是龙岗镇，整个盐都区也在今年的4月26日向外界宣布该区为“无化区”，声称全区没有一家化工企业，对此群众拍手称快。那些化工企业被要求搬至了盐城北部几个县的化工集中区，而无能力搬迁的，则要么转产，要么关停。

　　“对我们地方的经济影响很大，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谈损失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执行上级的任务，而且永远不进化工项目，”该官员说。

　　没有了化工厂龙岗镇正在努力寻找新的产业，机械、电子产业被定为了目标。而五支河也已没有了半年前的污浊，河水清可见底。一只白鹭掠过，飞向远处的绿田，一派田园风光。

　　胡文标的妻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到标新公司了，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准备上诉。而这个判决也在盐城的很多企业主中产生了震动，他们知道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是判例法，但至少在盐城，这个判决能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他们至少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知道自己排污的风险有多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判决未必不是个好事，”盐城一官员说。

　　快报记者 言科 盐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