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本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原江苏省军区司令员、上甘岭战役时任12军31师参谋长的林有声的报道。看完报道后，家住江北威尼斯水城的张中文再也坐不住了。他激动地告诉记者：“当年，我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林有声就是我的老领导。”

　　参加上甘岭战役时，张中文刚满19岁。在长辈眼里，他还是个稚嫩的孩子，然而，在战场上，他却负责起了性命攸关的大事——他是一名战斗在前线的卫生员。

　　用纱布包起战友的肠子

　　1952年11月，张中文随部队来到了上甘岭。他当时的身份是卫生员，主要工作是救护伤员。“我们的救护所设在距离坑道几十米的掩体里，一个医生带我们七八个卫生员，负责救助伤员。”张中文还记得，医生的名字叫章庆鉴，30出头的年纪。

　　他们的救护所实际上承担了伤病员中转站的功能。受伤的战士先被送到救护所，轻伤员在这里进行简单的止血、包扎处理，然后返回坑道；重伤员在进行处理后，被人用担架抬到山下的卫生队，然后送到后方医院。

　　在上甘岭战役中，张中文所在的救护所包扎过上百个伤员。有的是骨折了、有的是血管被打断了；还有个伤员，弹片划过他的腹部，肠子都掉了出来，而他却认为自己只是挂了点小彩，来到救护所后还嚷嚷着要回到战场上去。

　　“实际上，像他这样的情况还不算是最严重。我们用蘸过生理盐水的纱布包起他的肠子，然后用绷带固定，赶快让人用担架把他抬下山，只要抢救及时，还可以保命。”谈起当年的情景，张中文语气中带着焦急。

　　有个战士，不幸胸腔被打穿，鲜血喷涌，送到救护所的时候只有一口气了。张中文和同事们对他进行紧急处理，然而，还没等抬上担架，他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为一口水，重伤员大发脾气

　　张中文所在的救护所在一个高地上，山上极度缺水。张中文和战友常拿着敌人留下来的子弹箱去取水。“我们三人一组，轮流到山下的小河沟里取水。山坡很陡，不好走，不过，因为敌人大规模地轰炸，山上的小松树和小灌木倒掉了很多，裸露着黄土。我们把子弹箱一背，往地上一坐，一路滑到山下去。”有一次，张中文和战友打好水，沿原路返回，“山坡陡，速度快不起来。结果，半路遇上敌机轰炸，装满水的子弹箱被弹片打碎，水洒了大半了。”

　　水好不容易运了回来，虽然量不多，但首先要保证伤员用水。伤势不重的同志，卫生所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然而有一种人，医生和卫生员们却想方设法不让他们喝水。

　　“从前线下来的重伤员，一是本来就没水喝，他们渴得要命，再是因为流血过多、身体极度缺水，他们的嘴唇都焦了。所以，到了救护所，他们就想喝水。但我们不能让他们喝。为此，有的伤员骂娘，有的伤员摔东西，甚至不配合我们包扎。他们不理解啊，在前线流血，命都要搭上了，为什么连口水也不让喝呢？”

　　看着生命垂危，却又喝不上一口水的战友，张中文难过极了。后来，他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用纱布和棉签蘸上水，在伤员的嘴唇上轻轻涂抹。实在不行的，就只给盛一口水，让他漱漱口，缓解焦渴。

　　为什么不给重伤员喝水呢？张中文说：“重伤员本身就失血过多，一旦吸收水以后，血液立刻被稀释，血压急剧下降，可能致命。”这个道理，医生懂，卫生员们也懂，然而，他们却没办法向伤员解释清楚，生命垂危的重伤员也没心思听他们解释。

　　实际上，重伤员最需要的是输血，可是，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卫生所里，怎么可能有血！值得安慰的是，最紧张的十来天过去后，送来的伤员渐渐少了。

　　保留着一只珍贵的搪瓷缸

　　1954年10月，张中文和战友们坐着闷罐车回到了祖国。

　　在张中文的家里，还保留着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念品：一个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搪瓷缸子，一张临时组织介绍信，还有几张照片。搪瓷缸子的瓷被磕掉了好几块，张中文特地找人做了一个玻璃罩子把它罩起来。

　　在张中文家的办公桌上，摊开着一叠稿纸，他正在写回忆录，在写到跟随部队进入朝鲜的所见所闻时，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公路像一条河，蜿蜒伸向远方……”

　　快报记者 白雁/文

　　快报记者 路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