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森严的南京军区大院深处，是一幢中西合璧风格的大礼堂，充满了神秘色彩。

　　64年前的8月15日，日军宣告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于南京举行，在这幢建筑里，日本人向中方代表低头。那天，究竟是怎样的场景呢？几十年后，一位军旅画家在受降仪式旧址旁的小小画室里，用笔触还原了这个时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这幅在第十届全国美展上一举夺得油画金奖的巨幅作品，其艺术感染力自不必说。近日，我们采访到了这幅作品的绘画者陈坚，请他细细讲述画中定格的那个历史瞬间。

　　陈坚

　　197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油画学会副会长。

　　主要作品有《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1949年春·进驻南京总统府》（第十届全军美展一等奖）。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快报记者 孙兰兰

　　惊觉：我的画室

　　就在受降旧址旁

　　灰白的外墙色调，坡屋顶上覆盖灰色波纹金属瓦。大礼堂平面呈长方形，两侧楼房一字排开，虽然不高，却气势逼人。大礼堂入口处有高大宽敞的门廊，四对八根爱奥尼亚大柱“顶天立地”撑起了屋顶。门廊上方还有一座哥特式的四层钟楼。

　　整个建筑很新，显出翻新修复的痕迹。正中间的门廊原汁原味，上面钟楼的顶部大修过，下面的台阶换了，两侧小楼，原先与大礼堂并未连为一体，窗户也由木质改成了金属边框。

　　陈坚以前的画室就在大礼堂侧楼里，《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以下简称《公元》）落笔时，画室坐落在西侧一间屋子；后来，又搬到东侧。《公元》完成后不久，这座原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的建筑申报省级文保单位，进行整体大修，他的画室才从这里搬了出来。

　　冥冥中，似乎有种奇妙的缘分。

　　1975年，从士兵成长起来的画家陈坚由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走进南京军区机关大院。每天在大礼堂进进出出，他并不知道这里就是抗战胜利后日本人签字投降的地方。直到1987年，陈坚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淘书”，买了一本《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书中收录了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旧新闻，题为《日军签降一幕》，短短千余字，他读了好几遍，几乎可以背出来：“1945年9月9日九时到九时二十分，是我们历史上最光荣最肃穆的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内，日将冈村宁次到我陆军总司令部签订了中国战区及皖南百万日军的降书……”

　　这是一个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时刻，但很久以来却很少有人提及，在中国绘画史上更是一个空白。让陈坚激动的是，他惊讶地发现，书中照片上的签字仪式所在地是那么熟悉：原来就在自己身边。

　　再回画室，陈坚情绪难以平复。他常常想，这座小楼里究竟发生过怎样的风云际会，他试图用画笔记录下来。他像历史学家一样，四处搜寻与之相关的文字记录和老照片，认真考证每个细节，揣摩着那些历史人物在那一瞬间的神情。

　　蒋介石将仪式定在

　　“三九良辰”

　　《公元》其实有两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幅油画，已经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该画长6米，高2.2米，气势恢宏，画面上200多位人物栩栩如生。

　　“1993年，我开始落笔构思，画得不慢，1995年就画好了。”第一稿的名字叫《日落》，并没有公开展出发表。陈坚说，凭着一股激情和冲劲，他完成了《日落》，但之后，越来越感觉到画作有许多不足。这么重大的历史题材，是需要冷静思考的。1998年，他再度提笔，花了整整五年时间，重新构图作画，并将作品名字改为《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在历史面前，无须用“日落”这样掺杂了感情色彩的词语，因为自有评说；用公元年号时间来记录，更显公正、客观、庄严。

　　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为什么正式受降时间选在此时？

　　陈坚说，这个时辰是蒋介石亲自定的，颇有讲究。一至十的各个数字中，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九，以为天地之数，始于一而终于九，逢九即为大吉大利。蒋介石信风水，因而将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时定在三个“九”字相遇的时候，寓意“三九良辰”。

　　根据记载，1945年9月9日，南京满城欢腾。街上用松柏枝叶扎起彩色牌楼。黄埔路的中央军校大门上写着“和平永奠”、“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等字样。定为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主会场的大礼堂，庄严气派。大礼堂正面，是一个用松柏枝扎的匾，上书金色大字“和平永奠”。各个入口处都有士兵和宪兵守卫，戒备森严，气氛庄重。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像。遗像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元首的肖像。日本投降代表签字的地方，悬挂着四盏巨型荧光灯，耀眼夺目。投降席对面为受降席，四周肃然挺立武装士兵。签字台两旁是见证盛典的中外来宾和新闻记者……

　　陈坚努力将记载中的历史碎片，拼凑起来。

　　“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我们原来印象中的很多东西，都搞错了。”就拿军服上挂的资历标来说，日军的顺序刚好与其他国家的相反；将官领章钉法也与中方将官不同，将星不在领章正中，而是从边沿钉起，即使一颗星也在一侧。

　　军人在室内脱帽，中日双方都是如此。开始，陈坚在投降桌与受降桌上都画了军帽。后来他在照片上看到，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旁边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拿起，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照片上左侧军服褶皱不对劲，鼓出来一块。仔细研究才发现，原来小林浅三郎双手抬起时，腋下夹着他的军帽，而他坐着时，军帽是拿在手里的。他恍然大悟，再画军帽，中方将领的军帽在桌上，日方将领的军帽只有一顶，是冈村宁次的，他要签字盖章，其他日将的军帽都在手上，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还原受降席

　　“三色布”

　　越是深入研究，陈坚越发现人们在创作反映那一段时期的艺术作品时，错误比比皆是。特别是很多影视作品，简直洋相百出！

　　“有时候真是气得看不下去。有一部影片讲的也是抗战时期的故事，日本宪兵戴的袖章上面竟然写着‘MP’，这明明是美国宪兵的袖章，竟然被套用到了日本人胳膊上！”军人的严谨天性，让他对那些马虎敷衍、歪曲历史的态度非常鄙视。

　　服饰、领章、“中正剑”的佩挂、受降时特有的臂章标记……陈坚细细考证着每一个细节。

　　对历史的文字记载，难免粗线条；而当时留下来的照片由于技术原因，很多细节也模糊不清。“当时，南京博物院用复制品模拟了受降签字仪式的现场，我跑过去一看，投降席和受降席上包的布是蓝色、白色、蓝色。总觉得不太对劲。”他回家找资料图片比对，虽然照片都是黑白的，但仍然可以分辨出是深浅不一的三种颜色，复制品显然错了。参照当年受降仪式会场布置运用的色彩搭配，陈坚断定“三色”应该为蓝色、白色、红色，这正是中华民国国旗的颜色。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陈坚看到复制的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桌布颜色也犯了同样错误。他对工作人员提出了异议。对方疑惑地反问：“国民党怎么会用红色？”令陈坚哭笑不得。

　　后来，陈坚的这些考证得到了曾经亲历受降仪式的王楚英老人的肯定。“《公元》属历史题材的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是极其严肃的重大事件，通过正面的纪实手法来表现这一重大事件，是唯一可取之道。”陈坚很坚持，当然，这与艺术创作并不矛盾。比如，为了烘托氛围，凸显出礼堂这个地标，签字仪式的地点，被他从室内搬到了室外广场，庄严肃穆的大礼堂成为整个画面背景。

　　受降仪式上

　　没有交出军刀

　　《公元》中的何应钦直立挺拔，面对日军将领展现出胜利者的自豪和威严。然而，他的左手却在轻轻拨动桌面，似乎流露出一丝内心的骚动不安。日军代表的神情也很复杂，虽然弯腰低头向中华民族认罪，拱手递上投降书，脸上却有着不服的神情。“当时，日军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但迫于国际战局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投降。”陈坚这样理解。

　　很多人不明白，《公元》画面中，陈坚为何选择日军将领递交投降书这一场景。按照常理，军人交出武器，这才是最大的失败，这样不是更具代表性，也更有视觉冲击力？

　　陈坚揭秘：南京的受降仪式上，日军将领没有交出军刀，因为他根本就没把军刀带来，而是在仪式下悄悄递交的。

　　在各地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的照片上，都能看到交出军刀的情节。北平太和殿前的甬道旁，日军指挥官排着队，挨个走上前，低着头把军刀放在桌上。为何在南京这个最重要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却没有？

　　陈坚查阅档案，看到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中字第17号备忘录”致冈村宁次：“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1、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2、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3、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

　　日本军官随身所佩军刀，从来是不离身的。中国战区决定在日军投降签字时，解除他们的军刀，并将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的军刀，分别献给何应钦、萧毅肃、冷欣。

　　还有一种说法是：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前，曾派他的参谋王武到冈村宁次住处，秘密地告诉冈村，参加投降仪式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在礼堂内将指挥刀呈交给何应钦，否则就不带刀。带与不带，可由冈村自己选择。冈村当然不愿成为呈交指挥刀的败将，于是免了缴械一幕。

　　这个说法是大有来由的。何应钦与冈村宁次，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颇深。他对冈村百般照顾，一方面出于老交情；另一方面，因为蒋介石有言在先，对投降的日军要“以德报怨”。何应钦深深领会到蒋介石的用心。

　　如果为了获得更好的画面效果，在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手上添一把军刀，这对一名画家来说，再简单不过。陈坚选择了尊重历史。只是，这也成为他心头无法弥补更改的遗憾：那把沾满中国同胞鲜血的屠刀，本该是在这个神圣的仪式上收缴的。

　　“南京的受降仪式上，日军将领没有交出军刀，因为他根本就没把军刀带来，而是在仪式下悄悄递交的。”

　　——陈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