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将出台地方法规，规定干扰、阻碍舆论监督将被问责乃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舆论监督法制化，将有可能使类似“躲猫猫”、“发烧死”等网络流行词语，不再被发明，不再被收入“时代耻辱辞典”。

　　“发烧死”，这是最新的网络语汇，词源学上的记录再次属于云南。

　　今年以来，汉语网络新词上，云南已经制造了一个“躲猫猫”，再制造一个“发烧死”，还有被办得颠来倒去的昆明少女卖淫案。加上去年的孟连群体事件，对网络民意的发展，云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发烧死”再次证明了拘押场所中生命丧失的简易性。现在，事件正在调查，但不管最后确认的死因是否在于发烧，拘押场所经常传出死亡消息，这是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并非云南所独有，这从相关事件地缘分布的广泛性可以得到证明。

　　“发烧死”再次延续了拘押死亡事件在解释学上的诡异特征。死亡虽属大事，但拘押场所的死亡事件，原因解释却总是极之平和，乃至具有娱乐效应，有的是自杀，有的是做梦，有的是发烧，有的是掉床。这也不只是云南的现象，以不可思议的巧合原因解释拘押场所的死亡事件，已经是常例了。

　　有人已经抗议起媒体“贴标签”运动，认为躲猫猫和发烧死是媒体贴标签的结果。这真是奇怪到了极点的意见。标签化确实是媒体的一种易犯病，然而至少在躲猫猫和发烧死这两件事上，媒体还无须承受标签化的批判。躲猫猫和发烧死，都曾被确切地发布为李荞明和王树坤两起死亡事件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强烈的质疑，才被一步步收回。拘押场所对死亡事件给出“躲猫猫”和“发烧后送医死亡”的解释，可以说是继死亡之后的再次草菅人命，以“躲猫猫”和“发烧死”为之定名，表达质疑，推进调查，并永志其丑，十分必要。

　　李荞明之死因为“躲猫猫”一词所表达的质疑，最终被定为死于牢头狱霸的暴虐殴打，揭示了拘押场所管理的混乱。王树坤之死，在“发烧死”被强烈质疑后，“发烧”的说法已经悄然消失，结论尚未得出，尸检只说“未检见致死性损伤”，这排除了损伤致死，但并未明确是否曾遭受损伤。

　　我们必须强调，拘押一个嫌犯，并非拘禁一头不珍稀的动物，被拘者的生命必须得到保障，拘押场所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也对他的生命负有全部责任。王树坤之死必须要得出原因，王树坤在被拘押场所是否受到殴打和其他法律禁止的对待，也须查明，他生命的最后履历不应轻易带过。

　　近日，云南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请别用躲猫猫、发烧死抹黑云南》的评论，尽管前面加了一个“请”，仍然可见是一个强烈的要求。在这个评论中，公众对“发烧死”的愤怒，被描述为“无聊的小报记者兴奋了”，维护“美丽的云南”，胜过了对公民被拘而死的关心。这个评论还对公众反应进行了奇怪的推演：“名为质疑云南公安的公信力，但实际是在侮辱云南人的人格”，“网友们这种对权力部门的不信任，说好听些是对更多事实的渴求，说难听些是对看守所的好奇”，还有“爱国激将”：渴求事实，“咋个不跑到美国让那些美国大兵把他们如何虐待伊拉克囚徒，以及当年如何在南朝鲜的一个小岛上残害志愿军战俘的事公布一下”。

　　一个地方出现丑闻，往往闷声不响，像这样胡搅蛮缠，实属罕见。我想说的是，一个地区的形象，并不比一个嫌犯的生命无端死亡更重；不客气地说，云南的美丽哪怕在最黑暗的时代也不曾失去，不过是乱治使之蒙尘而已。不思治理改进，不患人命丧失，却要维护“云南人的人格”，不向治理者要求人道，而视真相探究为损害尊严，这样的思维非正常人所拥有。

　　近闻云南昆明将出台地方法规，规定干扰、阻碍舆论监督将被问责乃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舆论监督法制化，人们视之为一个首创，而云南在处理躲猫猫事件、“少女卖淫案”中的一些细节也不无开放的身段，但这篇文章的发布，着实令人失望，希望这只是作者个人的观点。

　　公众应当更加坚定地质疑“发烧死”。如果首创“发烧死”、“躲猫猫”的行为，能够被固化到词典之中，庶几是蔑视生命的丑行的不算过分的报应。无视生命的行为，“发烧死”等词语便是它的耻辱柱，立在人心，传之口头，如果它能像秦桧的铁像，那是最好。

　　□时事观察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