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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1982年，随着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的播放，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一起，成为当时许多人最喜欢的明星。当时，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得盆满钵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随后，经历了假领子和西服的疯狂流行，人们的服饰渐渐多元化。

　　第一家个体饭馆和第一家快餐店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开业，随后，越来越多的饭馆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1980 年9月30日，北京内燃机厂炊事员郭培基出门上班前，帮爱人刘桂仙生了炉灶。下班时，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自家被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都排出了胡同口，排到了五四大街上。老街坊扯了扯他的袖口，小声问他：“你家饭馆都开了，你还上什么班？快回家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当天中午，炉火一直没灭，刘桂仙便用仅剩的36块钱买了4只鸭子，打算烹饪出几道菜，让邻居们尝尝。结果，消息不胫而走，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郭培基进屋时，有三个外国记者没吃上开张头餐不愿意走。郭培基向邻居借了点面条，做了几碗打卤面，几名外国记者吃得两眼放光。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后来在他的报道里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悦宾饭馆的名声还是越来越响。1981年春节，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姚依林到悦宾拜年，鼓励郭培基夫妇“把买卖做大”。有了“大人物”的肯定，夫妇俩高兴地买了一麻袋鞭炮，让孩子们都放了，足足响了半个钟头。

　　1984年4月20日，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张。

　　当时的市领导张百发前来剪彩。西方国家驻京记者闻讯而至，美联社记者采访后，发出的电讯稿将之比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

　　“京城第一家西式快餐厅将于4月20日举行挂牌仪式，开始招待中外客人。”这是当时《北京晚报》的报道。消息一经透露，当天，义利快餐厅150平方米的店堂挤满了来宾，大家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香浓咖啡……人们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还有一些外地来京出差、办事的人，把这儿当成京城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从中学习一种精神。

　　张卉、郑德金在《中国第一家快餐店拆除 京城百姓告别义利餐厅》（2002年4月20日《北京晚报》）中记录道：

　　义利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蓬回忆说，当时来得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音乐、西餐……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立刻深入人心。义利快餐厅自开业的那一天起，几乎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当时经常来这里吃饭的顾客，大多是以衣着入时的大学生和文艺界、体育界、新闻界人士居多，也许这部分人最易于接受新事物。

　　至今，供职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郑德金仍难忘第一次到义利快餐厅就餐时的情景。回忆的表情充满了悠然神往之色。

　　“那是该餐厅开业后的一天，走进餐厅，轻音乐扑面而来，空调机送来清新宜人的空气。餐厅店堂布置得典雅豪华，右侧是一排明亮的大镜子，使有限的空间变得开阔了。奶油色带花纹的高级装饰板镶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整洁的方桌和考究的座椅井井排列，可调节的灯光洒在明净的水磨石地板上，给餐厅披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这里的新鲜玩意儿真不少：顾客洗完手，水池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热风机，不到1分钟就可把手烘干；开票的服务员使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又快又准；取货处，顾客所要的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端起来很方便；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1985年4月20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东城区华庆中式快餐每天从早晨9点到晚上6点售出六七千份，平均每分钟卖7盒。

　　1987年的一天，人们突然在北京看见一家餐厅，招牌上是一位一身西装、满头白发及山羊胡子的形象。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头是美国的山德士上校，餐厅的名字叫肯德基。

　　1990年10月8日上午，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才在深圳市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正式开业。这家餐厅拥有500个座位。如今黄色的“M”标志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随处可见。

　　“拉风”的摩托与难坐到的“小轿车”

　　广州70年代末期富裕家庭的“八大件”(摩托车、照相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缝纫机、手表)，已经不包括自行车，1978年后，广州街头出现私人摩托车，两年后，内地不发达地区的县城甚至乡村，也出现了摩托车的踪影：嘉陵摩托。

　　1983年的摩托车，最初引进的摩托车款是CJ70。

　　到了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开始逐步成为人们的新宠。那时，摩托车是家庭富裕的象征，骑着一辆摩托车游走于大街小巷无疑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当时太扎眼了，我是乐山第一代玩摩托车的人。”李云生告诉记者，1980年，他托广州的朋友花1900多元买了一辆免税的铃木牌50CC摩托车。“那时骑摩托车，比现在开奔驰、宝马感觉还要好。”李云生笑着说，那时候我觉得生活很富足，现在看起来总觉得自己也太容易满足了。从摩托车开始，中国人的出行方式被大大改变了。1980年后，摩托车开始逐步进入家庭，这是私家车走进百姓生活的序曲。（钟成甲：《私家车开进百姓家》，2008年8月12日《乐山晚报》）

　　电动摩托车其实是摩托车的一种变种，采用了电能，注重环保。电动三轮车于80年代出现，后火爆城乡，但由于安全性差等因素，90年代末退出历史舞台。但坐上电动三轮车那种摇摇晃晃的感觉，至今让人们难以忘怀。

　　1986年7月28日《上海汽车报》报道，全国私人拥有汽车已经达到29万辆，其中95%是货车。80年代，全国汽车产量的控制权在国家计委手中，当时全国的汽车产量是22万辆，轿车产量只有4000辆，严重供不应求。

　　1982年，当时的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找到国家计委一位主任，提出要想办法发展小轿车，这位主任便大为光火，称小轿车是资产阶级产物。

　　“我看到他发火我也火了，我就问他，你平时上下班坐什么车，为什么你能坐小轿车别人就不能？”激烈争吵并没有让陈祖涛放弃。不久后，陈祖涛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将报告递到邓小平手里，想碰碰运气。1982年6月，邓小平在他们的报告上批上一行字：“轿车可以合资”。国家逐渐放开了私人购车的限制。

　　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从政策上第一次明确了私人购置汽车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1985年7月3日，上海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国际汽车展，世界上73家汽车公司参加了车展，7月3日开幕当天，2万观众涌入展馆，中国第一批车迷形成。

　　不过，当时部分主管部门领导仍对私人购车存有异议。社会上流传一种声音：私人买车后，石油资源不足怎么办？道路拥挤怎么办？

　　“那时候由各地物资局审批开票购车，有钱也买不到车，购车要先挂靠单位，以单位名义买车。”奇瑞经销商王长谦回忆说，有些“有路子”的人能通过关系在友谊商店买到外国使馆的二手车。

　　江苏镇江的杨先生1986年买了当地第一辆私家车，由于不知道如何管理，当地交警给他的车安上了一个摩托车的号牌。可笑的是，1978年他买摩托车时，上的却是自行车牌照。

　　80年代，即使有车也无法开，因为学车同样需要挂靠单位，没有单位证明不能参加驾照考试。直到80年代中后期，大量回城知青希望能够当上驾驶员，通过各种途径挂靠单位学车。由于学车人数陡增，车管所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对各单位驾驶员人数以实际拥有车辆数为准，一辆车只能配备两名司机，没车的单位不允许学驾驶。由于学车热潮不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收费的专业驾校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