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满足实际作战指挥的需要，党中央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度。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予大元帅军衔典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与他们同一批授衔的，还有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0余名少将。
54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名单的出炉，既非纯粹的论资排辈，也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而各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们，在授衔过程中，或为这份难得的荣誉感慨万千，或高风亮节地提出让衔，也有人为此流下了眼泪……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哪些人可当元帅？哪些人能做将军？类似的问题，在军职军衔评定初期，被反复提及。毕竟，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这次的“论功行赏”是否公平、公正、公开，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还关系到大部队的稳定，谈何容易！
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的确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最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还有一条：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少将以上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所以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平衡、排队”的任务，就落到了总干部部头上，他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而从最后结果来看，这种平衡因素起了相当的作用：
朱德、彭德怀，因为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剑英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十位大将的评选，也同样综合考虑了“山头平衡”的因素和当时的职务因素：
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与山头平衡无关；萧劲光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中他年事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
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是参考因素
除了“平衡山头”、时任职务、资历、业绩等因素外，这些将领们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对他们的授衔结果有所影响。
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被认为是站在了张国焘一边，这也成了他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因素之一。参加了《萧克回忆录》的编撰工作的周炳钦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萧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还有着与同时授衔的共和国元帅们相处共事的特别经历”，“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他名列榜首。
与萧克的个案相对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除了基于战功，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1955年将帅评衔的具体工作中，负责单位和领导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尽可能评得公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满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这就要求在全面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反反复复地比较，多方面征求意见。
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1955年9月初，天津的一家军工厂赶制了一套大元帅制服，大元帅服看上去威武庄严。这套制服本是给毛泽东量身定制的，但他却一天也没有穿过。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大元帅”的消息后，他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表态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纷纷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那时候，刘少奇、周恩来已经主持党务、政务工作，他们拒绝元帅军衔尚可理解，在军中挂名的邓小平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然而，在他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
彭德怀也在同干部的闲谈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
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
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都拗不过他，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欧阳青在《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上)》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谭震林还真去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谭震林丝毫没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对部下很体贴。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被评定为少将的钟伟。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四野四十九军军长。这次授衔时，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评低了”，火气上来，骂了人。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他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事实上，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评级后，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毛泽东甚至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还有，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当大使的和在地方工作的人中，有的也提出要军衔。好在有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亲自出面去做了。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自己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并未违反党的规定，也不该因此受到人格和品德上的质疑或批判。只是相比较而言，让衔者当然更值得尊敬、佩服，甚至是敬仰。
就这样，伴随着大家的不同反应，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过程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也因此呈现出多面、多层次的立体状态，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重要现场”，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据《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