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在清一色粗布衣服的70年代，“的确良”如一股清风闯进人们的生活，代表着时髦和前卫，“的确良”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厚底鞋与喇叭裤可以说是70年代最流行的服饰样式，也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1978年，第一个国际顶尖时尚品牌，悄然来到中国，它叫范思哲。

　　一张接吻剧照引来读者痛斥

　　“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是人们对70年代影片的生动概括。

　　城市里一般是集体组织观看，一些青年通过看电影谈恋爱、找对象，台词都很熟了，进影院是为了消磨时光。

　　在农村，那时看电影，可是一件大事，人山人海，许多人要翻山越岭，赶几十里路。夕阳西下，放映员幕布就已经撑好，大家争着将板凳靠到放映机的位置。放映员在调焦的时候或者换片子的时候，一些人将手对着投射灯直挥，然后照射到幕上，很得意。碰到放映员深夜从其他地方放完影片后再来连放，那大家更是盼望得直伸脖子。

　　观众很多，几乎将银幕四面围住，后面的爬到房顶、树上、电线杆上，常有不小心摔伤的。有的人到银幕背后从反面看，没办法，正面人太多。

　　也有小青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一帮一帮地打群架、逞威风。

　　那时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放了一遍又一遍，看得人眼圈发红，“男的要带两条手绢，女的要带四条手绢”。

　　放正片子之前，少不了新闻纪录片，一般都是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这些“新闻简报”放好后，才是当天的主菜影片上场。

　　作家叶兆言回忆：

　　记得那时候公演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有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很激动人心。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于是一片叽叽喳喳。《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小段“天鹅湖”舞，有些人买了票，反复看，只要那半分钟的“天鹅湖”一结束，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场。

　　上海联合院线负责人吴鹤沪回忆：在“文化大革命”处于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参军当上了一名电影放映员，有一天，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影片中有两组镜头是无法删剪的，一组是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的镜头，长镜头中总有天鹅湖作背景，特务窃窃私语的特写与小天鹅欢快的芭蕾舞步交替闪现，声画是不一致的，营造出紧张气氛；另一组是以防不测，列宁在瓦西里家的客厅里席地而睡，脑袋底下枕着几本无聊的书本，瓦西里的爱妻指着熟睡的列宁将头靠在丈夫的肩上，进而相拥相吻。按领导的指示精神，每当放到这两组镜头时，放映员必须准确无误地用手挡住镜头，银幕上不能出现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和瓦西里夫妇相拥相吻的画面。毫无疑问，我这个放映员也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几场电影下来也就做到“准确无误”了。（《六十年代记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1978年，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史的日本影片《望乡》，在中国上映，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

　　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黄色电影”。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

　　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有很多人，抱着看一场“黄色”电影的心态买了票，却在被主人公阿崎深深感动之后走出影院。

　　后来还有一部日本影片《人证》，同样吸引了中国观众。有人为了看片中一闪而过的光屁股撒尿的镜头，而反复观看影片。但更多的人，则被影片中妈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情节所震撼，连同影片的主题歌《草帽歌》。歌曲以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的歌声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眷恋和失去母爱的悲哀：

　　妈妈你可曾记得

　　你送给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另一部引进的日本影片《追捕》，以及片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毫无争议地占据了中国观众的心。

　　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同时，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在欧洲中世纪华丽宫殿中接吻的剧照。

　　接吻照片的刊登，引发了风波。

　　一位读者写给《大众电影》的信中称：“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姚文元点名批评过的手抄本小说

　　手抄《第二次握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963年2月，18岁的张扬，以自己舅舅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写出了短篇小说《浪花》。从1964年起，他几经修改，扩充为中篇小说《香山叶正红》。1970年，小说改名为《归来》。此后，张扬因反对“文化大革命”入狱近三年。其间，《归来》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抄开来。1972年春，小说被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翻刻成油印本；因手抄本封面遗失，遂被改名为《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只是叙述了一个并不高明的爱情故事：药物学家苏冠兰和物理学家丁洁琼，年轻时曾真诚相爱。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苏冠兰父亲的反对。后来，丁洁琼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参与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工作；苏冠兰则由父亲包办，与医学专家叶玉菡结婚。建国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丁洁琼毅然回国，留在国内参加建设。历尽爱情磨难的苏冠兰与丁洁琼也终于重逢，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在那个只讲“革命”、不谈“感情”的年代里，丁洁琼说过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的名言，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刻骨铭心。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的年代里，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正面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使无数饱受磨难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小说中，对科学知识的推崇，对科学权威的尊重，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出了当年许多人早就想说的心里话。而小说中第二次握手之后，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人的关系该如何相处，更成为手抄本的读者们私下里津津乐道的话题。

　　现居新加坡的上海人SOUP，在自己博客的文章中回忆道，当年，他躲在“二楼一个完全没有窗的小阁楼里”，偷偷摸摸地抄完了这部小说。抄的过程中，“手酸、头酸、背酸、眼睛酸，反正什么都酸”。抄完后，“我还在扉页上自己画了一男一女握手的图，使这本手抄本更像是从书店买来的”。

　　1974年，出狱后的张扬又再次改写。小说被扩充为二十万字的篇幅，并再次被传抄，终于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在一个电话里口头批示：“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75年1月7日，张扬再次以“反革命罪”入狱，罪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幸运的是，在当年的法院里，还有正直的法官。湖南省法院“张扬案”的主审法官李海初，靠着“拖”的办法，将案件拖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保住了张扬的命。

　　1979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右上角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为题，刊发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来信，公开提出：“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李谦的来信，1998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

　　在胡耀邦的关怀下，张扬终于得到了平反。（以上内容参考《一部小说一个时代 我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2007年3月11日《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