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时期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先念一句语录。《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革”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另外，跳忠字舞、大串联，都成为那个时代的特色。

　　70年代生活关键词：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革开放。

　　人人都爱“的确良”

　　在清一色粗布衣服的70年代，“的确良”如一股清风闯进人们的生活，代表着时髦和前卫。“的确良”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在那个时代拥有一件“的确良”衬衫如果算不上时髦，起码也是一个“洋气”的必不可少的砝码。

　　“的确良”是一种化纤布料，即对一苯二甲酸乙二酯，通常用来做衬衫短袖。照现在的时尚观念来看，它既不环保，又不舒服，也不算太漂亮，夏天透气性差，不吸汗，而且一碰水就容易走光，然而当初怎么穿都不皱、不破，印花颜色鲜亮的“的确良”，让沉浸在灰暗色系十几年的中国人顿时眼前一亮。

　　谈恋爱阶段，男士给女朋友送条“的确良”裙子，不亚于现在一只限量版卡地亚手镯，女人们会经常把“的确良”衣服拿出来，在邻居面前摆弄，显示男人对她的关心。除了赶时髦之外，这种布料风靡背后，是百姓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对美的需求。

　　胡斐在《30年小事史 每个人的30年》（载于2008年11月26日《新周刊》）中生动地写道：

　　关于的确良这种布料在中国受到的万人空巷式追捧，有一个段子可以说明问题：话说当年四川很缺的确良，一个小伙子一天看见大街上卖的确良布，就排了队去买，想给自己做件衬衣，轮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一尺布了，他十分为难，售货员说：“你买不买？不买下面的谁要？”小伙子一急，就买了，回家只好做了条内裤。他心想：“这多冤呀，谁知道我也穿了的确良啊？”就干脆在外裤上做了个牌子，上书“内有的确良”。一日内急，就找了个公用厕所，将牌子先解下来挂在门上，出来的时候，发现厕所外排成长龙，都在问：“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卖呀？”

　　“的确良”，解决了大多数人家的布票问题——它太耐用了，而且有些店家扯“的确良”不是以一尺布票抵一尺的，而是对折之类的——既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极度渴望的“情调”。

　　作家苏童曾经写道：

　　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蓝、灰、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

　　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羞羞答答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

　　喇叭裤成为流里流气的代名词

　　厚底鞋与喇叭裤可以说是70年代最流行的服饰样式。也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喇叭裤，也叫喇叭口裤，是呈喇叭状的一种长裤。裤长得一般能盖住鞋跟，走起路来，兼有扫地的功能。

　　喇叭裤将人臀部与腿部的曲线，清晰地勾勒出来，成为女性魅力的直接展现，加上厚厚的鞋底，让女性看上去越发纤细、苗条。并有高高在上，营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效果。

　　喇叭裤，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喇叭裤原为水手服，裤管加肥用以盖住胶靴口，免得海水和冲洗甲板的水灌入靴子。从 1960年开始为美国颓废派服式，后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中国敞开对外大门时，恰值喇叭裤在欧美国家接近尾声但仍在流行的时候。着喇叭裤时上身须紧瘦，从而出现了A形着装形象。中国青年几乎在一夜之间接受了喇叭裤并迅速传遍全国。

　　喇叭裤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时尚，谁要是穿一条喇叭裤在街上走的话，那就和现在裸奔的效应一样。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长发男青年形象几乎成了不正经、不三不四、流里流气的代号。

　　喇叭裤开始流行的时候马上就被禁止，说不许穿喇叭裤，喇叭裤是代表虚幻的、没落的、腐朽的。但是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这跟思想意识没有关系。

　　当时，《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论证，根据中国唐代壁画飞天，中国舞蹈人物不都穿着喇叭裤吗？文章论证说这个喇叭裤是缘于中国的，不是西方的，是我们民族的。这样，不让穿喇叭裤的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在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面有这样一个镜头，警察追捕一群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并下令用剪刀把他们的喇叭裤全部给剪破了，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街头压迫的事例。

　　歌手艾敬在她的《艳粉街》里记录了这一幕：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去游街，他的裤子已经扯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

　　皮尔·卡丹和可口可乐走进中国

　　1978年，第一个国际顶尖时尚品牌，悄然来到中国，它叫范思哲。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台上，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

　　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入。

　　法国国际级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挑战了国人的审美观念，一个崭新的职业也在这个时候诞生。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事实并没有像“泼冷水”的朋友说的那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皮尔·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９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见识了几场外国时装表演之后，中国人迈开模特步，开始打扮起来，中国式的时尚大戏开始上演。

　　可口可乐，于1979年进入中国市场，当然，进入要有些周折，因为这种饮料曾长期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根据历任中粮多个要职的刘昌玺在《中粮志》中回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时任中粮油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张建华建议将可乐引入中国内地，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房煜在《可口可乐：1979的开放标签》一文中，详细回顾了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的不易。

　　可口可乐当时的销售对象严格限制在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当中，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今天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友谊商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无任何神秘可言，如今在这家商店的一角还可以买到可口可乐，现在的食品部经理说，他只听说1979年的可口可乐大概是4毛钱一瓶。

　　但在计划经济年代，友谊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很多媒体在回顾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历程时，都认为从1979年起，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

　　不过，也有中国人提前喝到了这种洋饮料。据报纸记载，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外交官，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进口糖果招待朋友来家做客，结果这些“新鲜零食”让客人的眼睛都直了，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