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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60年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体现在衣着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物质匮乏时期，女孩子的发型也比较单一，清一色“刷子”头流行天下。

　　革命的生活色彩

　　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时期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先念一句语录。

　　有一位老太太去买菜，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你买什么?”老太太说：“‘愚公移山’，我买萝卜。”说着她就在大筐里挑起萝卜来。售货员见她挑来拣去，很不耐烦，就在一边说：“‘要斗私批修’!”老太太头也不抬，继续挑着，口里念叨着：“‘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那时，背“红宝书”中的毛主席语录，不仅是赶时髦，而且也是生活需要。理发买菜，辩论吵架，都用得上，谁背得熟、背得多，理就在谁这边。

　　有人拿起一根黄瓜，问售货员：“‘斗私批修’，多少钱一斤？”

　　对方答：“‘毛主席万岁！’一毛五。”

　　有人买扒鸡，先交了钱，售货员把鸡递出来，同时说一句：“翻身不忘共产党！”

　　顾客一心垂涎扒鸡，没言语，只顾伸手接鸡，不想售货员把鸡果断收回，又厉声重复一遍。顾客恍然大悟，急中生智说：“吃鸡不忘毛主席！”才得到扒鸡。

　　一位老太太买豆腐乳，售货员不接钱，而是说：“要斗私……”

　　老太太说：“闺女，我不要豆腐丝，要豆腐乳。”

　　售货员瞪眼嚷道：“要斗私……”

　　旁边一人看不过，帮老太太应答一句：“……批修！”

　　售货员这才卖货。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革”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定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仅“文化大革命”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红宝书”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

　　当年曾创世界出版纪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21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的高价。（《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的背后，2009年3月26日《天天新报》）

　　当时一个社员叫王增福，一天半夜家中失火，惊醒时被烈火浓烟包围。危急关头，他没有抢救家产，只拿起红宝书冲了出去。他们称赞他保护红宝书的事迹，他说：“毛主席的宝书，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房子可烧，毛主席的宝书万万不能丢。”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那时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早晨一起来，向毛主席请示当天的工作；晚上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活动。当然不是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而是对着毛主席画像或雕像，或对着“红宝书”。

　　比如开饭时，孩子们饿狼般围拢过来，家长内心酸楚，但嘴上还得说：“现在学一段毛主席语录。”

　　孩子们咽下口水，齐声念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并加以红薯、土豆、杂粮……”“要节约闹革命。”

　　1967年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

　　广东恩平县社员罗仙，违反了生产队公约，把自己的鸡放出来，吃了队里的谷。社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仙的丈夫郑栋。当天吃晚饭的时候，郑栋对家里人说，咱们先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吃饭。然后叫他的一个儿子领读。儿子读一句，大家跟一句：“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罗仙虚心地接受了批评。郑栋见妻子认识了错误，高兴地说：“今晚我们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得好、用得好。现在咱们开始吃饭吧！”

　　毛主席像章，也成为那个年代的装饰物，为了表忠心，全民佩戴它。

　　书店、商店如果到了毛泽东像章，立即发布“特大喜讯”。人们奔走相告，但不能说去买，而是说“敬请”。

　　请人帮忙办事，最好的礼物也是送像章。有人为了表示忠心，戴了几枚，大街上时常可见戴十几枚的，最多有戴三百枚的，前胸铺满，胸前挂不下，可向双肩和头部蔓延，但不能向下超过裤腰带。

　　极个别的为了表示忠心，把像章别在胸前肉上。

　　60年代的中国，能算得上舞蹈的，就只有忠字舞了。

　　忠字舞，是“文化大革命”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流行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中共“九大”以后，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渐趋衰微。

　　较为典型的是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

　　忠字舞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大多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设计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舞时手里通常以《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

　　忠字舞的动作近似于广播体操，但又非常单调、机械。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舞蹈动作粗糙、僵硬、稚拙，缺乏美感。跳舞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忠字舞因此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红卫兵大串联乘车免费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号召,进行全国性串联。这次大串联,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空前绝后。

　　1966年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联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联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有这等好事,于是大、中学生,还有些小学生,本已停课,没有了作业、考试,全身轻松,一门心思加入大串联洪流,“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一阵大乱,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联,上海就有“二十名小将步行四十六天历程三千里到毛主席身边(北京)”，其实参加步行串联的人数很少。

　　1966年8月20日起,上海就有红卫兵来串联。到9月,就如潮水般地涌入。据不完全统计,开始的50多天,就涌入了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来了1.4万人。如上海交通大学,在册学生4000余人,一度住进串联者7000余人。

　　北方10月下旬已入冬。有红卫兵在北京串联后,想到哈尔滨,看北国风光。尽管在北京凭证件借到军大衣,火车到达哈尔滨,下车没出站,又回到车上。实在太冷,集体向南方迁移。

　　在这些红卫兵大串联人群中,一般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天真革命型。二、接受教育型。三、煽风点火型。四、到此一游型。

　　1967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强调:全国步行长途串联也停止。

　　大串联,在历史上留下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