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20号到底在哪里

　　■汪精卫曾在四牌楼20号留下半条命

　　■汉奸胡兰成为何藏身四牌楼20号

　　刘同鲁今年70岁，住在玄武区的进香河路。50多年前，还是孩子的老刘就住在这里附近的四牌楼20号。后来的岁月里，老刘的足迹遍布南京城的角角落落。退休后，兜兜转转，老刘又搬到了紧靠四牌楼的进香河路。脚步走过旧时街巷，童年影像再次清晰浮现在老刘脑海中：养着狼狗的沉默门卫，停着小飞机的院子，冬青树环绕成的十字架，高耸的焚烧炉……

　　这些影像，遥远又清晰。神秘的四牌楼20号，在自己住进去之前，它的主人会是谁呢？老刘想了又想，问了又问，却始终没找到答案。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老刘记忆里的四牌楼20号示意图    制图 俞晓翔

　　老刘说，这堵墙50多年前就在这里

　　在老刘记忆里，50多年前这里曾停放过一架小飞机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辛一

　　身世神秘的四牌楼20号

　　说起四牌楼，南京人多半会联想到东南大学。沾了名校的光，四牌楼这个地名也多了几分儒雅。而记者从南京市地名办了解到，早在明代，这里就是“国立大学”国子监的位置，因为当时国子监在成贤街南端和东、西两侧曾竖立过四座牌坊，所以称四牌楼。

　　如今，牌坊早已不见踪影，地名却留了下来，指的是连接成贤街和进香河路的一条小路。路长不过400多米，东南大学的大门就面向这里。

　　在一个雨蒙蒙的早晨，记者跟着老刘来寻找他曾经的家——四牌楼20号。在见到老刘之前，记者发现道路两旁的门牌始终不见20号。在东南大学的门口碰面后，老刘带着记者向西走，大约150米后，停在了四牌楼4—7号。那里旁边是一条通道，走进去，两边是几间低矮的民居。再往里面走，迎面是一扇紧闭的铁门。老刘指着右边说：“我小时候，这里就是四牌楼20号，大门朝西，进去是个很大的院子，我和爸妈姐姐就住在里面。”

　　1950年，刘同鲁11岁，在四牌楼附近银行工作的父亲，带着一家四口搬到了四牌楼20号，在这里住了四年。

　　如今，虽然印象中的四牌楼20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却带不走老刘的记忆，脑海里反复出现的画面提醒他：曾经的四牌楼20号绝对不简单。

　　后院停着的一架小飞机成了谜

　　凭着印象，老刘绘出了四牌楼20号的平面图，把记者带到了50多年前。

　　沿着逼仄的巷子进去，右手是四牌楼20号的大门。左手是一间门房，看门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人称“小老王”。小老王有一条凶猛的狼狗，狼狗的眼珠子泛着绿光，很是吓人。沿着左手的路继续往里走，紧邻门房的是一间消毒室，门一年四季锁着，很少有人进出。消毒室的旁边是一排老式平房，一条长长的走廊连通各间屋子。平房在路的尽头拐弯，接着向右延伸。“向右的这一排房子，靠近东头的几间是住户的厨房。就在厨房的对面，靠近中心花园的地方，有一栋大院里唯一的两层小洋楼。楼房的南边，是呈十字交叉的两条路，路的两旁种着高大的冬青树。”

　　紧邻着厨房的，是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老刘的家就安在其中的一间里面。这排房子尽头的厨房后面有一座焚烧炉。这排平房正对着的，是另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平房的东侧是一个院子。

　　“就在这个院子，停着一架飞机，我们这些小孩，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爬上去开飞机。”飞机不大，机舱的高度仅够孩子们直立，大人进来就要弯腰了。老刘记得，飞机里有一捆一捆的深黄色包裹，整整齐齐码放着。孩子们最喜欢到机舱前部的驾驶舱扮成飞行员的样子，乐此不疲。突然有一天，飞机被拖走了。但孩子们很快又找到了新玩意儿，这个新玩意儿是房东家的小孩弄来的。

　　房东住在大院东南角，是个四五十岁的女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各家收房租。她的名字有点怪，所以事隔50多年后，老刘还记得，“她叫过南大，路过的过、南京大学的南大。”

　　房东家的儿子和刘同鲁玩得很好，就在小飞机被拖走后不久，他拿来一把日本战刀和一些日本人的照片给刘同鲁看。他告诉刘同鲁，这些东西都是从他家的房子里翻出来的。这让刘同鲁吓了一大跳。

　　隐秘的20号大院，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那架飞机又是从哪里来的？老刘心头的这些秘密没来得及解开，1954年，为了给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工学院腾地方，他和父母以及其他邻居先后搬离了20号大院。

　　四牌楼曾是日本人的医院？

　　1961年，老刘进了城南的一家化工厂工作，他渐渐明白了20号大院的一些秘密。

　　“飞机肚里的深黄色包裹，非常危险，”老刘向记者分析，“那些包裹外包装的两头各画有两条红线。这是炸药的标志，我们当时根本不懂，还在上面跳来跳去。”而那架飞机，究竟是怎样到了这里，又是干什么用的，记者几经考证，始终没有得到可靠说法。

　　老刘分析，20号大院应该曾是一家医院。消毒室、焚烧炉，那是医院特有的。院子里那些由走廊连通的房间是病区。二层小楼房是医生的办公室，“冬青树围成的十字架，是提醒轰炸机不要误炸到医院。”

　　老刘认为，20号大院应该是日本人的医院。房东家的照片和日本战刀，那条狼狗，这都是证据。至于那架轰炸机，可能是日本人撤离时，因损坏而被废弃。那么，事实果真如老刘推测的那样吗？

　　记者找到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刘晓宁，希望他指点迷津。刘副馆长表示，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就位于四牌楼，但关于四牌楼附近有个日本医院的事情，他并不清楚。而附近居民更是表示不知。

　　老刘言之凿凿，众人却不甚明了。这情景让记者忍不住怀疑，四牌楼20号真的会是日本人的医院？

　　为了释疑，记者又请教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并求助于南京的档案部门。当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被串起来后，记者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大拆迁中，四牌楼的这两处民房何以保留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危在旦夕。10月上旬，位于南京四牌楼的中央大学搬迁。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人长驱直入。为了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部署南京城的格局，日本人在南京城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拆迁工程，四牌楼20号也在其中。

　　民国时期的官方文件显示，1939年2月到8月间，负责管辖四牌楼的第三区公所连续接到多封公函。公函称，因为山本部队要征用，特务机关通知四牌楼地方自8号起至26号止都要拆迁；委派杨庆熊督办此事，凡在圈用范围以内房屋，限3月10日前一律搬清。至于要拆迁多少户人家，公函称：“计征用洋式房124间，瓦平房135间又16披共20户。”

　　7月26日，又一封公函递到第三区公所，通知该区境内蓁巷26号、四牌楼37~53号的单号被陆军医院征收，限令8月15日前完全迁走。

　　1939年2月25日，有关方面接到四牌楼20号居民孙光祖、南仓巷2号居民熊克谟等人的请愿书。请愿书中说，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居住在四牌楼，前段时间，地痞流氓把他们房内的装修拆空了，他们借贷修缮房屋；房屋刚修好，又接到日本人的通知，要求居民一个星期内搬家，否则就要动手拆除。居民提出，他们没有正式的工作，房产一旦收走，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因此请求免于拆除。

　　此后，居民连续递交请愿书，但无济于事。到了4月12日，原来居住在四牌楼20号的孙光祖不得不搬到了门西五间厅32号。

　　在这次大拆除中，请愿人孙光祖的房屋被全部拆除，但他的三位邻居却侥幸逃脱：一户是王姓人家南仓里的楼房，被指定为日本士兵宿舍；另一户是一所由美国人修建的来福会堂；还有一户过姓人家的洋房。房屋虽然得以保留，但换了主人。

　　文件中的描述，和老刘的记忆吻合上了。老刘告诉记者，他住的20号大院，大门右手就是一家教堂，叫做来福会堂；而他们的房东，正是一位姓过的女士；而20号大院透露给老刘的信息，也与民国老档案的内容一致：南京沦陷期间，四牌楼是日本人陆军医院所在地，有重兵把守。

　　四牌楼20号留住了汪精卫的半条命

　　翻开1943年的地图，沦陷时期南京的城市布局一目了然。原先的总统府成为日本第一区司令部；汪伪国民政府迁到了鸡鸣寺附近；在原先金陵大学的位置建起了伪中央大学；而四牌楼一带是一片空白，那是因为，日本人已经将这里作为陆军医院，作为军事机构，这在地图上是不会标出的。

　　就是这包括四牌楼20号在内的日本陆军医院，曾经留住了汪精卫的半条命。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汪精卫被南京晨光社记者孙凤鸣击中三枪。经手术，将颊部及颞部子弹取出，背部子弹因夹于脊椎，未施手术，遂引起多发性骨肿症。1943年夏天，日本在太平洋战线的败局已定。汪精卫环顾国际大势，陷入深深的绝望。8月，心力交瘁的汪精卫旧病复发，背部、胸部和两肋都疼痛难忍。他的病情迅速恶化。

　　12月，汪精卫就诊于南京的日本陆军医院。医院院长后藤亲自为汪精卫检查，断定疼痛是由于子弹压迫神经引起的。12月19日，后藤主刀为汪精卫施行手术。汪精卫本人在日记中简单记录了手术过程：“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卧病院中。”

　　12月20日汪精卫回北极阁疗养。此后，院长后藤多次上门问诊。25日，后藤为汪精卫拆线，他可以坐起来谈话了。到了12月31日，汪精卫感觉自己恢复很好，在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夜与亲友度除夕，初次下楼。”

　　然而，陆军医院还是没能把汪精卫从死亡路上拖回来。从1944年1月21日起，汪精卫连日高烧不退，创口奇痛，不能起床。3月3日，他飞往日本名古屋求医。11月10日，汪精卫客死他乡。

　　为保命，胡兰成假装日本伤员住进四牌楼

　　汪精卫死后不久，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重庆国民政府迁返，汪精卫手下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逃亡。此时，位于四牌楼的日本陆军医院，以治病的名义，为汉奸和未及撤走的日本士兵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庇护所。

　　曾任汪伪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在他的《今生今世》一书中，就提到了其在四牌楼的日本陆军医院“养伤”的经历。

　　日本战败后，在武汉的胡兰成乔装成伤病员，搭乘一艘运载日本伤员的船只，赶到南京。此时，南京城里乱成一团。为防止遭到暗算，胡兰成住进了相对安全的日本陆军医院，因为级别比较高，他被安排进了将官病房。

　　第二天早晨，国民党陆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派人来慰问日本伤病员。来人将胡兰成当成了日本将领，也到他的病房门口宣讲蒋介石的意旨。多年后，在书中，胡兰成写到自己当时的反应时说，“而我是伤病者，可以卧床不理。”其中读得出几分庆幸，也透着些无耻。

　　这天晚上，日本宪兵队秘密招待胡兰成，席间，胡兰成得知冈村宁次已去了上海。两天后，他改扮成日本军少佐，坐火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后，南京工学院坐镇四牌楼

　　胡兰成逃走后不久，日本陆军医院被国防部接管改为陆军医院，四牌楼一带的老居民也有一部分迁了回来。1945年11月，中央大学新校长吴有训赴南京，办理接收手续时，仍有数百号伤兵未遣送，经与多方交涉，接收工作需延至次年2月。

　　迁回后的中央大学规模是战前的三四倍，原四牌楼校舍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学校设置本部和分部，四牌楼为校本部，丁家桥为分部。后来，学校又购买附近的兰园、成贤街等处房屋，用来扩充校舍。

　　1949年8月8日，根据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通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同年10月10日，再次更名为南京大学。

　　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四牌楼本部给了从南京大学分出去的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东南大学的前身，而南京大学则设在天津路的金陵大学原址上。

　　老刘一家搬入四牌楼20号大院不久，这里就被南京工学院征用了，到1954年，15岁的刘同鲁一家搬离20号大院。

　　（请报料人刘同鲁先生领取线索费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