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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上旬，在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紧接着，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60年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体现在衣着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4尺5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小孩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1969年3月4日，中央就1969年城乡居民棉布分配问题发出通知，规定，按人口平均的棉布基本定量为16尺1寸，比上年增加7尺1寸；各省、市、自治区的调剂用布，规定平均每人1尺，比上年增加5寸。买蚊帐布减收布票。这一年，全国居民每人平均棉布消费量达到21尺6寸，比上年增加6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五六十年代，衣料多用平阳布、劳动布、斜纹、咔叽、灯心绒、府绸。

　　只有过年，才会有新衣裳。

　　一开始，是大人拿布票去商店剪布，然后送到裁缝店里让师傅去做。

　　做好或买回家的新衣裳，一般是在大年三十晚上拿出来，挂在床顶的木架子上。小孩子常常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无限遐想地看着它，有时候还坐起来就近细细地瞧，忘了外面是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心里就想着明天一早能穿上它走亲串户，几乎是一夜无眠，舍不得睡觉，就盼望着天快快地亮起来。

　　60年代，孩子们冬天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为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倘若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称为“耍单儿”。

　　还有一种叫“懒汉鞋”的布鞋，后来又称“片儿鞋”，十分流行。这种鞋廉价、方便，松紧口，提上就走。最流行的，是黑布面、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白边儿懒”，以天津产的“天津便”为最好。上了中学，萌发了点招摇心劲的孩子，将这种鞋视为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

　　冬天都穿条绒面的五眼棉鞋，俗称“北京棉”，区别在于鞋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最流行，下雪时孩子走路爱打“出溜滑”，这种鞋脚感特滑溜。

　　口罩是当年的重要装饰。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

　　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已改罩一种前翻一字领、小西服领、上肩、五个扣的布上衣了。这种衣服曾被称为“迎宾服”，大约是因为它可以用作接待外宾等重要场合，与当年男人的布面中山服只有领式和口袋上的变化。这种所谓的“迎宾服”，不罩棉袄时也可作春秋两季的外衣，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中非常普遍，后来已显得土气，但在中老年妇女（特别是部分女教师、女干部）中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

　　全民穿军装时代

　　整个60年代，大体是军用服装在领导时尚的潮流，当年一度流行的顺口溜中，有一句为“狂不狂，看米黄”，指的也是军装。

　　军帽、“国防绿”上衣或一身“国防绿”、“片鞋儿”，背“军挎”（一种军用书包），把车座拔到顶的 “二六燕把”链套转铃八成新的自行车，手挂钢丝锁，这副打扮，今天叫“酷”、“潮”，用那个年代的词来形容，叫“份”或“狂”。

　　现在的影视作品，涉及那个年代的孩子时，人人一身军装。其实“文革”前期，孩子的穿戴并非独以军上衣能领风骚。院子里的半大孩子结伙骑车出行时，部队大院是一身绿，地方大院是一身蓝。倘是两类院子相邻或相对，这种对比尤其分明。孰优孰劣，没有公认的判断。后来，从军成为时髦的就业方式，不独军队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参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装这才跟着走红，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生装”。

　　1964年5月2日，《天津晚报》发表了署名“董春燕”的群众来信《我烫“新式”发型为何被人议论》,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青年女工，平时喜欢打扮打扮，烫个“新式”发型，或做一件时装，可是有些人背后对我冷言冷语，说什么怪模怪样，看着不顺眼，等等。我认为发型的多样性，是人民生活提高的具体表现。我想，爱美之心人人都有，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总不能都梳辫子或剪短发吧。

　　同日的《天津晚报》发表了另一篇天津钢厂共青团干部马金安的来信《我们要什么样的美？》，他说：

　　“我们厂有的青年，留着油光光的‘燕尾式’大背头，也有的青年人留着小黑胡，穿着打扮怪模怪样的。……上述情况虽然是少数的，但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文化大革命”开始，稍微时髦的发型就被指责为“封资修”、“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走在大街上，会被红卫兵强行剃头剪发，稍有不服，就会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红卫兵，男生大多剃成一寸长的短发平头（简称“寸头”），显得勇猛威武。女生大多短发或小辫，显得“英姿飒爽”。

　　女红卫兵的“红卫兵头”，一般是将辫子剪短至颈部，用织毛巾的竹针在头顶把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划线分出刘海，再用尺子划一道整整齐齐的横线，剪刀沿横线剪过，刘海便齐刷刷挂在脑门儿上。接下来将一分为二的头发，一遍遍分别梳至头顶，最后用橡皮筋将头发紧紧箍成两把坚挺的刷子，再把两根“刷子”辫底部剪齐。

　　这种“刷子”发型的流行，源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毛泽东对她说，不要文质彬彬嘛，要武嘛。她随即改名为宋要武。她的“刷子”发型被称为“红卫兵头”，也流行全国了。

　　链接：“文化大革命”初著名的“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摘录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