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当时的居住条件，大部分农民还是草房，在上海则出现了借鉴苏联住宅模式建造的小楼。

　　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在炼钢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旺燃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冈。爆破手们在常年寂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掘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石、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疾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几亿人围剿麻雀

　　50年代的中国，几亿人在围剿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55年，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4月19日清晨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都手持武器，各尽所能。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总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生产站的毒饵诱捕区，在两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都有捉麻雀的经历。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梅兰芳自愿降低工资等级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

　　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国家决定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幕。

　　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项，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1968年，日用开销才增长至92.96元。这种生活标准已经超出毛泽东(404.8元)和江青(243元)工资的总和。说明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主要用来糊口，吃饭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建国初全国工资等级无统一体系 吃顿西餐两块》，2007年9月30日《新闻午报》）

　　该文还记载，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级3～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副部级5～8级，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定6级；正局级8～10级；副局级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

　　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

　　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

　　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