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子；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当时，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公共食堂和 “票证时代”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吃饭不要钱”。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月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所儿童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1958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其中有：

　　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炒豆腐、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上海“曹杨新村”“排子房”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50年代住草房”，这是当时大部分农民居住环境的真实概括。

　　当时一般是土墙草顶，为使其牢固结实，墙基一般在山区用石头砌成，平原地区则用砖砌而成。墙基一般离地面两三尺高，用砖往往是五层、九层、十一层。还有条件好一些的村庄，不仅墙基用砖，四个角也用砖砌成砖柱，一直垒到屋檐，老百姓称其为“砖垛子”。同时，门窗的边沿也用砖砌，叫做“镶门镶窗”。草房的房盖结构，一般是在柱上架梁，梁上架檩，檩上架椽，椽上铺笆。

　　条件稍微好些的上海农村，大多是传统砖木瓦顶平房和竹架草屋。

　　50年代初期城镇住房，新建居住区是结合城市市区工业分布和职工就近工作、就近生活的要求来确定布局的。

　　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朗，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住宅模式。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2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

　　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以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风景优美,处处花草林木,小桥、流水、人家，浑然一体。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

　　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表,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上海公用给水站最早出现于1928年，当时称作零售水站，主要是在贫民草棚之处设水龙头，供贫民使用。但就是这样，1949年以前，上海市内棚户区中还是有100多万人用不到自来水。

　　建国后在全市没有自来水的地区陆续设立给水站。1950年，上海有公用给水站355座，用水人口近20万，很多地方是用井水；1966年，上海有给水站3903座，用水人口约l60万，平均400多人使用一座给水站。1979年达到高峰，全市给水站达到4490座。

　　早期的给水站大多设在棚户区内的中心位置，砌有一个大水池，里面储满了水，用水高峰时人们可直接从池子里取水，以减少排队时间。但更重要的是这池子具有消防功能。棚户区大多弄堂狭窄，消防车无法进入，一有火灾，这池子便是居民灭火的救命之泉。

　　上海居民对公用给水站，都可以讲出一大串故事。一大早大家都要抢着用水，人多的时候要排队等，后来有人就用铅桶、脚桶之类的东西放在池边替代排队，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弄堂里，弄得不好还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

　　遇到天冷，自来水管子冻住了，就要用开水去浇龙头。冻得厉害时，开水浇也浇不开，只能等冰慢慢化开再用。有时自来水管子被冻得爆裂了，水没有了，大家连饭也不能烧。结冰时，地上很滑，年纪大的人弄得不好就会摔跤。

　　再到后来，大家用上了洗衣机，有人把洗衣机搬到自来水龙头旁边，接上管子就洗起来。没有洗衣机的时候，大家要洗东西就把脚盆放着接好水在边上洗，一个一个挨着用。有了洗衣机后，大家天不亮就争着把洗衣机往龙头边放，这样后面排队的人就难免有意见。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从给水站开始的，黎明到来之后，人们陆续走出家门，洗脸漱口，洗菜倒马桶，在一声声亲切的招呼声中，每个人几乎都先先后后地要到给水站来走上一趟。休息日和节日里更是热闹，洗衣洗菜，家长里短，给水站俨然已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l999年6月，位于卢湾区丽园路713弄内的上海最后一座公用给水站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