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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装”在中国演变出了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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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7 月 29 日 星期   重要律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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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装”在中国演变出了女装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上世纪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50年代生活关键词: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公共食堂、广播体操、打麻雀、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全民炼钢。

  中山装和列宁装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流行西装和中山装。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子;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钮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建国初南京有童谣唱道: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列宁装”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钮扣。开始“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

  “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钮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显。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

  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然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列宁装”穿在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更让人难忘。在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叶琳琅扮演的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女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难怪观众印象深刻。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饰演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道:“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姑娘爱上工装裤和“布拉吉”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1955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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