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上世纪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50年代生活关键词：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公共食堂、广播体操、打麻雀、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全民炼钢。

　　中山装和列宁装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流行西装和中山装。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子；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钮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建国初南京有童谣唱道：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列宁装”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钮扣。开始“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

　　“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钮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显。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

　　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然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列宁装”穿在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更让人难忘。在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叶琳琅扮演的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女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难怪观众印象深刻。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饰演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道:“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姑娘爱上工装裤和“布拉吉”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1955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