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非法收受（或索要）他人巨额财物被开除党籍。戴国森案发后，办案人员在搜查他家时发现，他有十多本房产证、几十个每只价值上万元的名牌包。

　　（7月26日《广州日报》）

　　无独有偶，同一天的《京华时报》报道，华联公路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朱军拥有高达1022万元来源不明的巨额家庭资产。上述两个例子再次提醒我们，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是多么必要，也再一次揭示出了这一反腐制度推行艰难的原因。

　　在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从呼吁实行至今已有二十年，可因为所谓“条件不成熟”而迟迟无法推行。最近有文章指出，应让“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理由是阻力小、易推行。这简直是典型的欺软怕硬，与其说它是对官员既得利益的妥协，不如说它是一种讨好。这种所谓的“次优选择”，其实是在承认无法全面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前提下，企图以“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形式，在中国强行搞一个官员财产公示制的变种。如同公车改革一样，喊了多少年，到头来，无非是以赎买特权福利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权力自肥的合法化腐败而已。

　　上述两个案例让我们明白了：一个家里拥有千万元来源不明巨额资产的国企经理，一个家里有十多处房产的官员，他们怎么可能愿意公示自己的财产？又怎么敢公示自己的财产？形势如此严峻，有些人还千方百计建议官员财产公开搞妥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