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官员财产公开如何破局，一直是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在浙江慈溪等地已经开始试点的背景下，如何令官员财产公开制按照更合理的路径推行，是一个需要充分讨论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7月23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以新官为突破点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因为阻力小，所以容易推进。这个观点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赞成者认为这总比官员财产公开迟迟无法推行要好，是可以接受的次优选择；反对者则认为，选择新官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是挑软柿子捏，也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妥协，根本不能实现“阳光法案”的本意。我们认为，这样的争论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选择了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希望能有助于读者进行不同角度的思考。
■正方
“新官先公示”是聪明的迂回战术
“官员财产公示”需要考虑到现实操作中的复杂性，官员财产公示作为国际公认的“阳光法案”，对我们来说，不是要不要实施的问题，而是如何选准突破点的问题——是充满激情，讲究狂飙推进，最后因阻力太大，中途作废，白白耗费改革成本；还是正视并承认面临的种种障碍，以退为进，选准、选好突破口，期待量变到质变之效？
之前，浙江慈溪等地都试行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效果都不尽如意。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就在于这些地方太强调“正面攻击”，缺少了“迂回包抄”的智慧，加上牵涉面大，自然让在位已久的当地官员群体本能地抱团，消极应对。
“新官员先公示财产”以不触动“老官”的既得利益为前提，表面看是妥协，却可以为推行财产公示制度换取较为顺畅的空间。文章中，刘日先生用心良苦地建议：“公示财产应当在自荐、推荐的环节，而不应当在官员选拔成定局并予以任前公示那个环节”，这里有着对官员人性的深刻洞察——拟提拔官员出于对升迁的渴望，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强烈反对财产公示，加上他们尚未到任新职位，也没有更多消极应对的筹码。凡此种种，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将获得全所未有的较小阻力，得以顺利铺开。
因此，刘日先生的建议如能得到决策部门的认可并付之实施，无疑可为官员财产公示很好地“造势”，使之成为常态化制度，因为“新官”总会成为“老官”，他们的身体力行，使后来而上的“新官”没有了任何拒绝财产公示的理由。假以时日，量变积累为质变，官员财产公示也就有了全面铺开的基石，成为所有官员都不能不遵守的制度规范。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依靠单一的热情蛮干，而需要原则性之下的灵活性，通过“迂回包抄”的改革智慧，寻求一点突破连成一片的最终成效。
（修仰峰）
■反方
以“新官”推行财产公开是方向跑偏
《学习时报》这篇署名为刘日的文章指出，“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相对年轻、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所以进行财产公示最合适。此外，以新官作为财产公示突破口，也即意味着绝大多数官员目前不用公开财产，干部队伍会比较稳定，并可大大减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
官员财产公示在浙江慈溪等地开始试点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主张以“新官”作为公示主体，以减少阻力、积累经验。此次《学习时报》再度刊文提出这一观点，可见“新官先公示”已经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但我觉得，这样的共识对我国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并无好处，相反，“新官先公示”积累的经验反而很可能会误导决策者，令官员财产公示制在方向上出现偏差。
以“新官”作为公示主体，阻力的确会比较少，但其主要原因恐怕并非刘日文章所指的“这些新官将要‘进步’、将要‘担当重任’”，而是新官们基本上没有或极少羞于见人的灰色财产，所以财产公示制并不会引起他们的抵触情绪。大家都知道，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之所以阻力重重，就在于很多官员有太多不敢见光的财产。但官员财产公示制的目的，恰恰又是确保官员没有不敢见光的财产。在这样的矛盾心态之下，“新官先公示”的建议便应势而生。可以说，“新官先公示”就是对官员既得利益的一种妥协，用时髦的话说，叫“次优选择”。一项原本堂堂正正的制度想要推行，却要先“赦免”大部分官员们既有的恶，这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
不错，官员财产公示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行殊为不易，所以需要通过试点来积累经验。但试点的方向如果错了，那么，最终这棵树结出的果实，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一个。以“新官”作为公示主体推行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试点方向，已经很偏了——如果官员财产公示的设计围绕那些没有包袱的新官展开，那么无论是力度还是严密性方面，都会出现相当大的偏差。一旦这样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全面推开，套之于那些有很多不敢见光财产的官员身上，必然会失于宽松，给官员们很多钻空子的漏洞。这样一来，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的初衷就难以实现。
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的确很难，但正因为其难，制度设计者才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有更大的决心，官员财产公示制也应该有更高的起点。以“新官”作为主体推行低标准的官员财产公示，并不会带来我们想要的公平，它所带来的，很可能只是“官员灰色财产普遍不多”之类的幻象。（墨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