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诗言诗，《心在哪里安放》应是典型的官员作品，若以纯粹的文学眼光来看，未必适合刊出。当然，官员作品也不能以纯文学眼光来衡量，说这首诗情感真挚，当是比之于公文与讲话。这首诗的特点，主要还是心绪难宁。

　　“诗言志”，《心在哪里安放》言的就是未酬之志，文本层面与为官经历层面相互结合，产生阅读理解上的“鸡尾酒效应”。我想，“诗言志”，算是中国传统。历朝历代，为官之人大略都能写诗明志，仕途顺遂可能写得还少，谪贬之际写诗者尤其多，这些诗有的多怨望，有的诉衷肠，有的将个人遭际转为山河大地或家小安乐的抒情，成色不一，水平各异。何至今日，落职写诗发表，竟成进步，可见诗性的退步有多远。这与历代官员多拔自文士而今官员非文人有关，与官员与文人分工更专业有关，或者与落职不得发表诗的“不成文规定”有关？可供研究。

　　外国似乎没有这样的传统。言志，固然是诗可以为之，但诗主要还是谈“美”。更重要的是，外国的官员在历史上好像就没有写诗的兴致，现在也基本没有。以酬壮志而言，例如各国之竞选，两两相抗，终究只得一个，败选者之壮志不可酬也，大多就消失了去，再不回归，也有的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终而得酬壮志，这是少数。但不管怎样，他们不写诗。诗之中外比较，这一个层面应该要比到。

　　孟学农发表诗，是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差点被忽视，赖网络转载而广传。再因诗被广传，而人的经历、命运被关注。这里面转折不少。孟学农写诗被报社发表，这个程序被称为“进步”，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网络的加入是重要的，把这个“进步”变得可见，这是网络之功。通过报纸、网络，两度“被辞职”处理的孟学农被公众关注到，展现的是“复杂之情”，人们备加体恤，这是一条有时代特点的“回归路”。

　　现在人们基本上能够理解，北京的SARS也好，山西的溃坝也好，孟学农以市长或者省长之职，实在难以说有什么具体的责任。不过，“被辞职”也未必就是冤枉。政治是民意的事业，出了状况，民众受到惊恐，有所愤怒，都需要人来承担责任。资本主义是这样，我们叫他们是“丢卒保车”；我们这几年有时也这样，叫“问责”。出事时，孟学农正好在任，被“问责”了，或者他自己心里不安，总之是去职了，这是什么责呢，这是政治之责。所谓“政治责任”，一个官员，有时是自己犯事，有司法责任、纪律责任等等；有时可能仅仅是遇上了某件事，处置不当，有了行政责任；有时连处置不当都难说，还要负领导责任，也就是在其位的“政治责任”，如此而已。

　　孟学农两度“被辞职”，机运成分很大，可以同情，但处理结果未必有什么问题。如果要复出呢，我想也是可以的，他确实没有犯过什么事，只是遇上了几件事而已。但我以为，写诗与做官，还是各走各道为好。做官不是不可以写诗，那要以写诗的标准；写诗不是不可以做官，那要看做官如何，而不可让诗与官打搅。

　　诗不是美学意图之外的工具，不必服务于什么。官则是服务大众的职位，能不能做在于民众是否认可而已。而民众也需要有自己的判断，是评定官员还是论诗，不要把诗与官混了。孟学农写诗回归公共视野，从当代首例可称进步，从回归程序看，却有些类似于娱乐。

　　由娱乐，突然想起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这个目前正停职接受调查的官儿，会不会“被辞职”？如果意外“被辞职”了，会不会也写上一首诗呢？他的问题不是如何安置内心的问题，而是心长错了地方。

　　同样为官一任，同样不缺“个性”,假设同样“被辞职”，逯军与孟学农一比，境界不同，高下立判。

　　□特约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