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鼻梁蓝眼睛的布威纳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却对中国清代的钱币情有独钟。为了能够对这些古钱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不惜远离故土和亲人长期旅居东方，40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在一般人眼中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
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因研究清钱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清钱的年代与版别鉴定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权威，无论拥有的文献资料，还是收集的钱币实物，从质到量均无人能望其项背。更为难得的是布威纳几十年焚膏继晷的孜孜以求纯属个人行为。为了维持生存和开展研究，他当过教师，干过记者，担任过图书馆的部门负责人。在没有任何机构和团体提供经济资助的情况下，他不惜倾其所有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及钱币市场，多方搜集缺失的资料和珍稀的钱币。
古朴的青铜器打动了年幼的布威纳
第一次在博物馆中看到了青铜器，布威纳还是个未脱尽稚气的中学生。典雅大气的造型，精美别致的纹饰，富有神秘感的铭文，这些来自中国的古朴器皿，令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一种强烈的敬畏感油然而生：“有着如此高超铸造技术的古老国度，必定是个伟大的国家！将来我一定要研究中国的东西，还要娶个中国姑娘做太太！”
考入慕尼黑大学后，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他以汉学为主修目标，攻读博士学位时则选清朝钱币作研究对象。他认为清钱制作技艺精湛，堪称中国古钱币中的上品，可惜缺少科学系统的权威性研究，自己应该来填补这一空白。
导师对他的选择颇不以为然——别看钱币不大，其中蕴涵的学问却不可小觑。对一个德国学子而言，研究东方古国有着近300年历史的清王朝钱币，且不说相关资料之匮乏难觅，仅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和思想文化上的隔膜，就是难以逾越的沟壑。
导师的顾虑言之有理，却没能让布威纳因此而改变初衷。他是个认准目标矢志不渝的人，先用3年时间集中精力攻读汉语，有了一定基础后便找来《清朝文献通考》、《制钱通考》等书籍精心研读。清朝乃满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钱币上除汉字外还刻有满文，有些相关书籍就是由满文撰写的，为此他又下功夫研习满文。当年集藏和研究中国古钱币的以日本学者为多，出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资料比中国还要丰富，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料，他又再接再厉攻下了日文。
研究古钱仅靠文献资料不过是隔靴搔痒，必须有实物参照才能深入开展。为了得到与清钱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布威纳决心前往中国留学。
上世纪60年代，他来到复旦当老师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与西方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彼此间存有相当多的误解和成见。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布威纳终于盼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不过不是邀请他前往留学，而是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复旦大学德语教师的职位。虽然是个与自己的研究全然不相干的工作，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并迫不及待地踏上了陌生的旅程。
虽然教学并不是理想中的职业，布威纳却是一位恪尽职守，循循善诱的好教师，很快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教学相长的同时，他也没有懈怠自己的“功课”，业余时间不是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就是到旧货市场和古董店去寻觅古钱币。
可惜好景不长，一场来势汹汹的“文革”令中国内地变得动荡不安起来，无书可教的他只好前往香港,并且至今在香港定居。
前往香港虽说是无奈之举，对布威纳而言，却无疑是找到了一块福地。在这里，他不仅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缘，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清钱研究的深入，还得以与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一位华裔姑娘相识并缔结良缘。
清朝鼓铸钱币的过程颇为复杂，通常春秋两季为铸钱时节，各省开炉铸钱时，户部的宝泉局先雕刻一枚祖钱，然后用祖钱铸出百余枚母钱，再用母钱铸出制钱，一式三款交由各省钱局，依照标准铸造市面上流通的铜钱。把几百年间铸造的这么多种钱币搜集到一起已不是易事，再上下求索、左右印证地将它们作出分门别类的系统排列，找出本末之序更是件艰苦卓绝的工作。布威纳决意做成这件事。
40余年磨一剑，出版却成为难题
1974年2月，布威纳历时16载完成的研究成果《清钱编年谱·至雍正王朝》在慕尼黑大学通过了论文答辩，布威纳被授予博士学位。同样是学汉学，选择其它研究目标的同学们只需三四年就轻轻松松攻下了博士学位，他却为此足足用去了16年时间，远离故土和亲人也无怨无悔。
该书问世后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布威纳并没有满足，决心继续乾隆以后各时期的钱币研究整理工作，搜寻并填补钱币的“缺环”，完成整个清代钱币的编年谱。本以为其余部分再花几年工夫即可完成，没想到这一干又是30年。
研读了大量文献之后，他发现当时的官员们并不是很负责任地记载相关资料，《文献通考》仿佛是经过过滤的，钱币的铸造方法以及钱局的运作方式均没有记载，史料只表明这一年应该开支多少、赋税是多少，却没有交代这些“应该”是不是付诸了实施。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呢？为了进一步考证，他前往哈佛等许多地方查找答案均无功而返。中国的钱币专家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明明光绪年间全国各地共有29个钱局，史料上有记载的却只有25个。
为了掌握最真实、最全面的清朝制钱资料，布威纳前往保管清宫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请求协助查找朝廷制钱方面的年报。档案馆的目录中查不到有这样的文件存世，工作人员据实相告：“根本没有你要的这种文件。”
他却不死心，坚信不可能没有，只是他们没有找到而已。为此，20多年来他坚持每年一次前来探询，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也不气馁。直到档案馆清理库房时，发现了一批落满尘埃的《内阁汉文题本户科货币类》，才有人惊呼：“这不就是那个德国人要找的资料嘛！”
得到这批包括2838种文献，计43742页的清朝机密文件的微缩胶卷后，为将其还原成可以阅读的文献，布威纳和太太两人整整用去了一年时间。认真研读这些来自宫内的第一手文献，他掌握了清政府诸年铸钱的实际数据，发现与《文献通考》所载数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历时30载，布威纳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二部专著。这本书将与他的第一本书合并成《清钱编年谱全集》。
当初，他决定研究清代古钱币时，在德国学术界被几个学科推来推去，人们说不清他的研究该归属于汉学、经济学，还是考古学。《清钱编年谱全集》终于大功告成后，同样的尴尬再次出现了。为了筹措出版资金，他找过大学，找过银行，也找过学术机构。中国人说他应该向德国申请，德国人则认为他做的是有关中国的研究，经费当然要由中国负责……
太太是布威纳的坚强后盾
从特定角度讲，布威纳可谓“爱钱如命”，遇到珍稀的钱币不惜倾囊相求。爱钱者却不贪财，而是一位真正以学问为重，不汲汲于一时之名利的学者。几十年来，他早已成为清钱收藏的集大成者，若肯出让部分藏品，汽车楼房均不在话下，可他坚持只买不卖，用太太的话说就是“专做蚀本生意”。
谈起太太,前面说过，布威纳到东方来，早就有娶个中国姑娘的愿望。寻寻觅觅，多年未能如愿。后来迁居到了中国香港,香港交通发达，来往人多，他得以认识旅日华人富商的女儿蔡逸美。婚后，原来是父母掌上明珠的蔡逸美既要做生意赚钱养家又要打理家事，还要帮助丈夫寻觅资助人，确实生活得十分辛苦。但是，她却无怨无悔：“我有自己的决定，我的决定就是支持他。同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支持他的工作，毕竟他为中国的钱币研究做了这么多！”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生活在香港那样高消费的城市，他们一直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也没有自己的汽车。可是，为了购买研究资料和搜集古钱币，需要再多的钱她也从不吝惜。
一次，拍卖行拍卖一枚中国的古钱币，这种钱币全世界总共只存有三枚，两枚都收藏在博物馆中。价位一路攀升到10万时，原本志在必得的布威纳迟疑着不敢再将手中的牌子举起来，身边的太太见状毫不犹豫地帮他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牌子，最终以13.5万元得手。事后有人愿出双倍的价钱购买，他们却不为所动。
更为难得的是，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夫妇，还资助了广西贫困山区的2000名学生，每年都要筹款为他们支付学费。信奉“给他们鱼不如教会他们钓鱼”的布威纳，还亲临那里考察山区土壤，希望能帮助当地农民推广适宜的经济作物，借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布威纳是个中国通，对中国充满感情，特别喜欢吃鱼香肉丝和山东大馒头。对中国社会上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他却不肯姑息。有些人著书立说时用《清钱编年谱·至雍正王朝》作参考，甚至大量抄袭其中内容，却没有人肯注明出处或表达谢意，欠缺对学者及其著作权的尊重，这种行为遭到他的严词斥责。
抨击这些社会不良现象时，他很理直气壮：“做中国人是我自找的，所以我有权比你们更痛心！”
朱晴/文 据《炎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