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南京的一对新人喜结良缘，与别人的大操大办不同，新郎别出心裁地从南京夫子庙请来两辆黄包车，接新娘进门。黄包车上点缀着粉色的气球和彩带，一对新人笑吟吟地端坐其上，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看着眉梢间洋溢着喜庆、正在卖力拉车的师傅，一些老南京感慨万千，“黄包车，有五十多年未在南京的街头见到了。”
的确，消失已久的黄包车重现街头，让人觉得亲切，更让老人们回忆起流年碎影的往昔。在那些岁月里，黄包车流动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大户人家的富贵、卖茶小童的艰难，据说，当年张爱玲来南京，也格外钟情黄包车……
马车差点把南京城变成“大粪坑”
“我爷爷娶我奶奶那会儿，用的是轿子。轿子以前叫‘舆肩’，‘舆’就是车厢的意思，‘舆肩’，就是用肩膀抬的车厢。”居住在江宁区二小区七十九岁的张昌明老人，津津有味地给记者讲起了“家史”，“我奶奶是老城南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姓朱，裹着小脚。我奶奶出门从来都用自家的轿子。在当时，有自备轿子的大户是凤毛麟角，因为自备轿子除了一顶轿子，还必须雇两名轿夫，轿子不是天天用，工钱你得月月给，开销就更大了。我爷爷家也比较有钱，但比不上我奶奶家，小时候他出门用的就是骡车或者马车、驴车。”
张昌明告诉记者，牲口拉的车，给人坐的叫“小车”；又因为车上装有棚子、围子，如同轿子一般，所以习惯上叫做“轿车”，拉东西的是“大车”，没有棚子和围子，叫“敞车”。
但是，骡子和马会突然停下不走，任凭主人吆喝也不动——因为它们正在随地便溺，这是让车主和顾客同时头疼的问题。一天下来，这大街小巷就会出现一处处的粪便，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臊酸腥臭的味儿。幸好，当时附近有种菜的大户人家的佣人，会准时出现，拾掇粪便回去肥地，要不然，长此以往，“整个南京城就是一个大粪坑”。
人们在内心深处期待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取代牲口拉的车，这个时候，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出现了。“是黄包车，我父亲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坐它出门的。”张昌明说。至于黄包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还真不知道，反正不是在中国发明的，它又叫‘东洋车’，会不会是日本人发明的呢？”
“黄包车”究竟是哪个国家发明的
“黄包车”到底是哪里首先发明的，众说纷纭。“西方人开始认为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光绪二十九年，姚鹏图在他的《扶桑八百吟》一书中说：‘人力车创于明治二年。’他是到大阪参加日本第五届博览会时知道的。因此，人们就说，黄包车的发明时间为1868年。这和中国人称黄包车为‘东洋车’相吻合。”民俗专家苏克勤说，但是，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事物起源》中，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黄包车是美国人的发明。书中说，在一百多年前，住在日本横滨的基督教传教士果伯，在一个日本木匠的帮助下设计了这种车。果伯的妻子有病，医生嘱咐他要做轻微的室外锻炼，果伯就在日本木匠帮助下设计了这种车子。此外，又有观点认为，和日式人力车类似的交通工具其实西方也有，其记录最早见于1707年的法国绘画作品。
“不管哪一种观点，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1870年日本政府颁发给泉洋介、铃木德次郎和高山幸助三人制造贩卖人力车执照的事实。其后两年间，人力车成为日本主要的公共交通手段。”苏克勤说。
1873年，法商米拉看到上海租界市面日趋繁荣，交通工具不敷应用，便向法租界公董局呈报一份计划，要求“在两租界设立手拉小车客运服务机构”，并申请十年专利经营，后经法租界公董局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协商，同意由两局发放人力车执照，并批准路程价格。次年首批300辆黄包车从日本引进，“东洋车”的称谓也因此出现。1月20日，上海首家外国小车洋行登报启事：“外国小车出赁：今有本行新到洋车……不论天暗下雨，一样可推。车上另有篷帐，下雨不湿衣服,格外奇巧,贵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贾可也。”
但是，先期引进的东洋车并不受欢迎，这是为什么呢？
黄包车怎样跟有伤风化扯到了一起
“这和先期引进的几批东洋车的本身有关系。”苏克勤介绍说，那车的车身很高，木制的双轮和马车后轮差不多大小，轮外包镶铁皮，行路时隆隆作响，车座颠得厉害，乘坐很不舒服，一般人都不愿问津。后来加以改进，放低车身，用钢丝铁圈代替木轮，外箍橡胶车胎，由此行车时声音很小，车身也平稳，乘客再无震颤之苦，乘坐者也渐渐多起来，到辛亥革命后开始流行起来。这种经改进的东洋车，车身一律漆成黄色，坐垫也是用黄色缎子制作，非常醒目，所以被称为“黄包车”。后来，颜色改为黑色或棕色。
旧上海的黄包车绝大部分是车行出租给车夫的。外国人米拉所开车行的黄包车有300辆之多，由于使用率高，多数车辆肮脏破旧；也有精美的黄包车，那是有钱人购置、雇用车夫的自备“专车”，车上多做特殊的装饰，车身华丽，车后挂着“某宅自用”的字样；据说，香港的黄包车，车后插两根鸡毛帚子，前面还装两盏电石灯；还有一种是拉车人自购的车，多为半旧的车子，经修饰后，也上街拉生意，并“逃税漏税”，故称“野鸡车”。
黄包车初时车身较宽，为双人座，男女可同坐，1879年，因认为男、女同坐有伤风化，车夫拉双人车也颇吃力，因而车身渐窄，最后只能坐一人。1890年车价约为1英里内5分，2英里内1角。当时人们出门乘坐黄包车去办事、购物、走亲访友已成为一种时尚。
黄包车成南洋劝业会指定用车
宣统二年（1910年）6月5日，清政府在南京召开南洋劝业会，劝业会规模庞大，主会场设在丁家桥、三牌楼一带，占地约700余亩。东三省、山陕、湖北、湖南、四川、河南、云贵、山东、浙江、福建等省设有陈列馆，吸引了近30万观摩者。除了新建的200多家旅馆、店铺外，南京城内各大旅舍爆满。为卫生起见，马车和骡车、驴车在当时已被限制，这时，解决城内各地到劝业会的交通问题已成燃眉之急，组织者特地从上海运来二十余辆胶胎人力车，负责会务接送。
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老百姓对黄包车印象深刻，坐过的更是体会到它的便捷和实惠。看到了市场，精明的南京本土商人就打起了黄包车的主意。
黄包车车夫“跑断腿，拉弯腰”
南洋劝业会后不久，下关汇通运输行又陆续从上海购置一批黄包车，出租经营，开始为社会市民服务。由于购置费用较高，下关、鼓楼、汉西门一带开始有厂家仿制，这时的人力车车形已有所改进，车轮改由钢圈、钢丝车条和充气轮胎制成，车身更轻便，乘坐舒适。
“我小的时候也坐过，现在还有印象。坐在上面，有许多半大不小的孩子一手拎着大白铁壶，一手抄着大蓝边碗，满大街追着黄包车喊，‘卖茶咧，不冷不热的茶咧!你阿要凉茶啊？’你要是点头说要，他们会一边小跑，一边就给你倒上。”张昌明回忆说，“那时的黄包车，就跟我们现在打出租车一样，随招随停，价钱也是固定的，多少钱，记不清了，反正在当时普通市民一般舍不得，坐车人大都是有钱有势的商贾、社会名流、高级公务人员及小姐、太太们。”在张昌明的印象里，南京的黄包车很多，路上到处可见，他告诉记者，黄包车又分‘路车’和‘街车’两种。路车的任务是‘长途客运’，街车专门在城内行驶，跑短途客运，可以全城跑。”
“旧时的人力车多属车行所有。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城内最大的车行老板白下区的刘有才，有车100多辆，建邺区车主钟明才、周朝清各有车80多辆。车行以合资或独资的方式批量购置车辆，然后租给车夫，收取车租。”苏克勤说，车夫终日劳作，生活却非常困苦，每日收入的半数甚至更高都要交租，家中妻子儿女，衣食难周。一些车夫无家可归，晚上只能蜷缩在黄包车上露天而卧，若是再遇上当局“整肃市容”的时候，更是被随意殴打和驱赶。为了生活，不管是冰天雪地，还是骄阳似火，车夫们只有拼命拉，“跑断腿，拉弯腰”地挣扎在马路上。
黄包车曾是南京风光一时的私家车
“民国时期，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市面较为繁荣，部分道路得到扩建，加上战乱和灾荒迫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为人力车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南京的人力车业发展很快。数量逐年增加，到1937年全市共有营业车8000余辆，另有私人包车约3000辆，车夫5万多人，可谓风行一时。”民俗专家苏克勤告诉记者，即使在汪伪时期，南京的人力车业也保持着相当规模。抗战胜利后，据统计，全市仍有8000多辆人力车。
“其实，这个时候，南京的公共汽车行业已经在发展了，但黄包车的地位是很牢固的，轻易撼动不了。”苏克勤告诉记者，1929年元旦，南京振欲汽车公司开业，因为公司全部起用了女售票员，这在南京公交车行业中是首次，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但它的生意却不好，除了很多地痞流氓捣乱外，关键是，“公共汽车不及黄包车方便，站点固定而且少，许多小地方不通车。所以，老百姓出行宁愿坐速度较慢的黄包车也不坐公共汽车。”黄包车的生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邓小平雇辆黄包车跟着走
张昌明老人还告诉记者两个名人坐黄包车的故事。张昌明小时候，坊里有传闻，一代才女张爱玲来南京时，不论去胡兰成居住的石婆婆巷20号，三条巷李鸿章祠堂或者黄翼升的祠堂，还是去鸡鸣寺求签，去游览莫愁湖、明孝陵、中山陵，或者去南京城西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城南的古旧书店……她都是单身一人坐着黄包车，经过高大的梧桐树的影子，流连在民国首都的流光碎影里。
1949年初夏，邓小平从北平赶往南京，乘轮渡江后，警卫员给邓小平找来一辆黄包车，邓小平见车夫身体很弱，就把皮箱放在车上，自己在后面跟着走。上坡时，见车夫拉得吃力，邓小平和警卫员索性就在后面推。虽说是初夏，南京这个大“火炉”还是把两人热得大汗淋漓。车夫流泪了，他还记得国民党士兵坐车不给钱，还记得美国大兵的皮靴踢过他的脊梁，如今，这位共产党首长却给钱不坐车，竟和黄包车夫一起走进了原国民政府的总统府。
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动员车夫回家务农和疏导转业，黄包车和车夫数量逐年大幅下降。1959年南京市的黄包车由各区运输公司吸收消化，改行从事货运。黄包车最终退出了城市交通的舞台。
如今，夫子庙的黄包车又成为景区的一道风景，也寄托着老南京对往昔岁月的一种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