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男王亚樵

　　王亚樵，字玉清，号九光，又名王鼎，1889年正月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其父王荫堂是一位乡村医生，粗通文墨，耕读传家。王亚樵自幼入私塾求学，聪颖过人，17岁时，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嗣后，王亚樵激于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奔走反清救国。武昌首义胜利，王亚樵召集志同道合者，成立庐州军政公府，任副都督。事败后，于1913年亡命上海，白天做苦工，夜晚露宿街头，为人机敏刚强，嫉恶如仇。

　　1915年，王亚樵晋见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之役，旋上书孙先生，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先生未许。王亚樵日后之行藏举止，由此初见端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亚樵仍坚持一己之见，活跃在上海、南京、安徽、广东、广西、香港等地，成为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传奇式人物。在国民党政界要人眼中，他是“暗杀党”、“帮匪”；江湖人士羡其效法孟尝门客弹铗而归，麾下举火待食者众多，侠肝义胆，誉之为“上海滩上小孟尝”；上海租界当局警务部门的档案中将他称之为“一个臭名远扬的刺客，若干政治谋杀案的主谋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对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具威胁，戴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

　　成立抗日义勇军

　　行刺宋子文、蒋介石和汪精卫是王亚樵毕生暗杀事业的高潮。 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主谋了在上海北火车站刺宋一案，但因事先侦察不够缜密，竟误将同样戴着巴拿马帽的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认作目标，乱枪打死。宋案后，王亚樵深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除蒋之心更切。蒋介石上庐山，他们也上庐山。因为戒备森严，身上不能带武器，他们就把手枪拆开，塞进金华火腿，外以盐泥封口，由王妻王亚瑛带上山。后因不能近身，庐山刺蒋未果。

　　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上海挑起战端，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王亚樵宣布成立抗日义勇军，集合三千人马，开赴太仓战场。后又改为救国决死军，选拔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派水手携水雷炸伤“出云”号军舰。跟随王亚樵多年的司机王阿毛，所驾车辆被日军强行征用，愤恨之中驾车冲下黄浦江，和强行登车的几十名日军同归于尽。淞沪停战后，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王亚樵义愤填膺，密派部众配合朝鲜义士，潜入园内，引爆炸弹。敌酋白川大将当场毙命，要员十余人或死或伤。

　　1933年冬，王亚樵赴福州参加蔡廷锴、李济深等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1935年秋，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华克之等爱国青年在王亚樵的支持下，决心刺杀奉行亲日投降政策的蒋介石、汪精卫。11月1日，华克之等如期发难，蒋介石因未到场，免于一死；汪精卫遭到狙击，连中三枪，身负重伤，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1944年11月9日，终因旧伤复发而不治身亡。

　　王亚樵的活动，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严重干扰。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1936年的一份报告说：“王亚樵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近几年，一直是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威胁，中央政府曾以十万元悬赏缉拿。”蒋介石惊魂不定，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命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

　　遭出卖命赴黄泉路

　　戴笠清楚，他若交不出王亚樵的脑袋，将无法向蒋介石交待，于是派出大批干员，悬赏十万大洋，海内外到处缉拿王亚樵。王亚樵的一些旧友部属连遭逮捕，形势险恶。王亚樵不得不由上海取道香港，然后改乘小火轮，转至梧州避险。

　　梧州位于广西桂江与西江交汇之处，广西李济深当局时与蒋介石集团若即若离，保持半独立的状态。省政府不仅接纳了王亚樵，将其安排在李济深老家梧州龙圩，并按月支付生活费。戴笠鞭长莫及，一时奈何王亚樵不得。 王亚樵住在西江北岸、桂江东岸的一幢小楼里，斯时已派人前往延安与共产党接头，正待回音，其间曾填词一首《念奴娇》，以遣志抒怀：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迄今为止，这是尚可见到的王亚樵唯一留存于世的文学作品。对家国沦丧、兵燹连年的悲愤怆郁之情，浸透字里行间。

　　王亚樵住在梧州的日子久了不免疏忽。戴笠留停香港，为铲除王亚樵日日处心积虑、寻隙下手。戴笠手下有一个特务陈质平，外号“拉马天使”，是一个引诱、玩弄女性的行家里手。王亚樵原有个副手名余立奎，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就追随王亚樵担任过抗日义勇军的副司令，1935年又卷入了对蒋、汪的暗杀行动，案发后不幸在香港被捕。余立奎被捕后，其妾余婉君仍滞留香港，并不时受到王亚樵在经济上的接济。余婉君舞女出身，生性浮浪，为消遣，时常光顾交际场所。不期与陈质平相遇。陈巧言令色，挥金如土，终于讨得欢心，将她引诱过去。戴笠答应她捉到王亚樵后，即将余立奎释放。该妾为情所惑，为利所诱，以十万元大洋的价格，把王亚樵卖给了戴笠，答应在刺王行动中充当内线。于是戴笠命手下特务王鲁翘，在广州特备一艘小汽艇，先后三次试航梧州，以确保万无一失。

　　九月间，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婉君迁居梧州后，即同特务联系。1936年9月20日，王鲁翘偕助手岑家焯，乘汽艇直赴梧州。午后，两人到达目的地，同余女接上头，然后静待日落。当日，余婉君找到王亚樵，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黄昏时分，王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特务原想生擒王亚樵，见势不可能，即改用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命绝。特务又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

　　对于余婉君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说事后余女赴港领赏，只得一万五千大洋，陈质平连面都没露。那女人大骂：“陈质平杀千刀!蓝衣社不讲信义!”另一说称特务们在撤离现场时将余一并击毙，伪造成情杀案的假象，混淆视听，迷惑世人。 1991年，王亚樵之哲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1997年回乡安葬。后又于1998年重修其墓园，再镌其碑碣。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为其盖棺定论。

　　摘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