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弃录之前与之签订了预录协议的“身份造假状元”何川洋（7月2日《广州日报》），在情理上似乎都无懈可击，而招生负责人对何川洋的谆谆教诲也隐含北大以“正义代言人”自居的意味。

　　真是如此吗？在何川洋事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被多数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不少媒体都报道过，何川洋父母“未雨绸缪”地篡改其民族身份时，他只有14岁。

　　这意味着当时的何川洋还是受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孩子，还没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民族身份造假”是他无法预知更无法阻拦的行为。

　　基于这个关键点，理性一点的人都会明白，何川洋根本不可能如舆论所说的是造假事件的“合谋者”。身份造假曝光后，何川洋父母得到了应有的处罚，已被免职与停职，何川洋的加分资格也被取消，还一同饱受舆论炮轰。从“罪与罚”的角度看，何川洋及其父母可谓两清了。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何川洋在高考中有舞弊行为，他的高考成绩真实有效，既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何川洋就读他所憧憬的并签订协议的大学？

　　谁违规，谁受罚，这是法治的精神；冤有头，债有主，这是民间信奉几千年的行为准则。可这么简单直白的常识却被搁置一边，网络舆论穷追猛打，非要将何川洋置于死地才甘心似的——这是我们想要的正义与良知吗？

　　不得不说，打着正义旗号的不少网友是在泄愤，出于对以权谋私的官员的痛恨，不加分说地把无辜的何川洋也卷入其中。这是一种“株连”的潜意识，某个官员营私舞弊，与他相关的一切人与事不管青红皂白，统统是垃圾，应该被清除。

　　这种心理在普通民众所具有的号召力，使得任何机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时都不能不权衡利弊，并尽量迎合之，以规避舆论风险。可以说，北大拒录何川洋正是这种利益算计的结果。对北大来说，拒录一个何川洋，对其整体生源质量并不会造成损失，相反，还能赢得网友的赞誉，尽收“高招公平捍卫者”的美名，何乐而不为？

　　所以，没有必要人为拔高北大拒录何川洋的社会学意义，它与公平或良知基本不搭界，不过是“理性经济人”作出的本能选择而已。这个时候，如果北大“冒天下之大不韪”，本着注重事实分析、一码归一码的严谨态度，坚持录取何川洋，它反倒更令人尊重。（修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