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车水马龙的大上海风和日丽，碧空如洗。
中午12点25分，上海市郊响起了一阵防空警报声！10多架国民党飞机像一群大蝗虫般直扑工厂密集的杨树浦、闸北、卢家湾区，机群以两至三架为一个批次，沿着一条空中航线准确地对位于这一地区的上海发电厂、自来水厂等目标，发动了一个多小时的空袭……
面对巨大的损失，陈毅震怒了，全市军民也同仇敌忾，开展了一场空前的反轰炸斗争。与此同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早已于无声处激烈展开。
光复西路上的古怪瓷器店
公安部门对1949年下半年的敌机空袭效果分析发现，空袭所造成的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轰炸的不仅都是重要目标，而且投弹命中率逐步提高。如果没有地面的指挥引导，找准轰炸目标并非易事。基于这种判断，上海市公安机关判断：上海市区有敌特的地下隐蔽电台在活动！
侦破敌特地下电台的任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干警的肩上，处长杨帆受命领衔，相关处室全力配合。
排查刚刚展开，1949年10月初，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的通报：台湾保密局特务吴思源于8月24日由定海潜沪后，已于9月27日与台湾总台沟通。
吴思源是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此人是搞电报侦听的行家里手，这也充分证明敌特电台已潜入上海，而且正在活动。
侦察员们对照上海市户籍档案，对吴思源及谐音的名字一个一个进行核查，但结论是“查无此人”，很可能只是化名，侦察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1950年1月上旬，一份发自北京国家公安部的通报摆到了杨帆的案头：匪保密局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775万元，以汪洋名义，由港金城银行汇沪林森中路（即淮海中路）施家瑞收。
这份通报对于陷入僵局的调查来说，无疑是重要的线索。
从公安局户籍处的人口档案了解到：施家瑞，男，1921年生，湖南人，家有父、母、妻、子和妹等7人，其父施肖莲，在上海光复西路56号经营一家“振记瓷器店”。从档案记载上，看不出施氏父子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什么瓜葛，也未发现其在港澳台有什么社会关系，但是特务机关汇给吴思源的经费，确实由施家瑞于1949年11月10日领走。进一步查“振记瓷器店”的情况，户籍册上记载：店主施肖莲，店中有账房许重庆、职员施家瑞、张光隆、跑街罗炳乾、学徒赵撰良。
侦察人员经过监视，发现这个小瓷器店生意清淡，一天只做几笔小额生意，而店里却雇了四五个职员，按照这样的营业额，连日常开支也是难以维持的。另外一个情况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就是瓷器店是1949年12月1日开张的，这个时间恰恰是施家瑞领取汇款之后的第20天，按照正常推理，这里很可能是店主用汇款开设的一个用以掩人耳目的活动据点。从几天的观察来看，在该店户籍登记的6人中，施肖莲、施家瑞等5个人都在店中出现，唯独一个叫罗炳乾的人始终未露面。
经查，罗炳乾是施家瑞的妹夫，他与其妹施丽华结婚后，一直住在南市福佑路362号的一个民宅里。在侦察员跟踪施家瑞时，曾有两次到福佑路附近失去目标，估计很可能施是去了罗炳乾的住处。还有一个违反常理的是，按理说“跑街”的是店铺中地位最低的伙计，可这个“跑街”不仅不“跑”，相反要施家瑞上门找他，此人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侦察小组决定对罗炳乾住地进行监控。
神秘特务电台究竟藏身何处
罗炳乾的住处位于南市的一个小巷子里，监控条件更差，由于罗炳乾一直深居简出，所以一直没取得有价值的证据。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敌机仍在频繁空袭，吴思源电台尚未查明下落，公安局的指战员们为此彻夜难眠。就在大家焦虑不安时，公安局社会处侦听科侦悉并破译了一份台湾保密局总台发来的密电，此电的接收人正是吴思源，该电令吴思源：“望告我空军轰炸效果，并通知发给活动经费黄金20两。”
针对这种情况，杨帆商量决定，让局里负责电台测向侦察业务的黎明也加入到该案的侦破中。黎明是起义的原国民党保密局电台台长，他对台湾军统特务机构使用的电讯信号、电波频率和人员情况都比较熟悉，此案的最终侦破很可能需要技术手段的支持。
在了解案情时，黎明看到了“罗炳乾”的名字，他想起在军统供职的经历，军统系的人对“罗炳乾”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罗炳乾系军统报务员，原名罗德阳，又名罗汉，祖籍湖南华容，1937年考入军统技术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任军统重庆总台和郑州站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技术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此人报务技术娴熟，解放后去向不明。
空袭仍在继续，时间不允许侦察小组等待下去，于是侦察小组决定实行电台测向的技术侦察。
经过实地勘察，侦察人员认为光复西路振记瓷器店地处近郊，白天车来人往，尚属热闹，但到了晚上就显得冷僻清静，是架设电台的理想地点，很适合于敌特地下电台的活动。于是，侦测人员在距瓷器店约100米的地方架设起侦测机，对目标进行日夜测向、监听。然而，连续三天三夜，侦测机没有任何反应。而且，也始终未见罗炳乾在店中露面。于是，侦测组又将侦测目标转移到罗炳乾的住处福佑路362号，在附近50米处的一户居民家中的阁楼上架起了侦测仪。一天，两天，眼看第三天就要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难道目标又选错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今晚值班的是侦察员小王和小李两人。盯梢单调而又枯燥，侦察员继续坚持着。
8点05分，侦测机突然发出了“嘟嘟”的报警声，红色的指示灯一明一暗闪烁起来，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小王和小李立即调动侦测旋钮，以使信号更加清楚。
毫无疑问，这是清晰的发报讯号，发出的是一组密码，侦测仪上的方位指针，明确无误地指向了罗炳乾住处的方向，而且距离就是50米到80米。侦察员小李迅速用手提式简易测向机沿着指针方向搜索前进，追寻着信号一直走到了福佑路362号的门前，这是一间砖木结构搭建的简陋住房，隐约可以听到屋内“嘀嘀哒，嘀嘀达”的发报声！
地下电台的具体方位找到了，同时罗炳乾的谜也不解自破了，吴思源即罗炳乾的化名！但是一个新的疑问又摆到侦察员的面前，吴思源是一个独台，还是一个有台长、报务员、译电员、情报员的组台？很明显如果是个独台，便可收网了；但如果是个组台，则需要进一步侦察，以便一网打尽。
收网行动之后匪特被枪决
接下来的侦察活动，主要围绕着查明罗炳乾台组织成员及其活动情况展开。
就在同一时段，国民党军进行了新一轮更为猛烈的空袭和轰炸，轰炸造成的破坏影响到了整个城市机器的正常运转，甚至使正常的侦察程序一度中断。时间不等人，根据敌机的轰炸情况，上海市委和公安局领导决定，立即收网！
1月27日清晨7时，架设在福佑路罗炳乾住宅附近的发报侦测仪突然发出了警报声，敌台又在发报了。守候在这里的干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罗炳乾门前，“乒”的一声门被踹开，头戴耳机的罗炳乾正躲在阁楼上，手按发报键还在发报。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罗炳乾老实供出了一切：
1949年7月，罗炳乾从广州去台湾，被台湾保密局委任为上海独立台台长，自任报务、译电、情报员，领得CMS收发报机1部及波长、呼号、密码及银元5000元。化名“吴思源”，自己独立行动，不与在上海的其他任何人发生关系。
1949年8月19日，他从台北到定海，由台湾出发时，台湾保密局又发给他“工作费”银元1500元，而后他化装成商人，携电台乘渔船于8月25日进入上海。抵沪后，他住在交往甚密的施肖莲家中，后在福佑路租了一间民房，为了掩人耳目,他于9月12日与施肖莲之女施丽华结婚。
罗炳乾的危害性是巨大的，甚至在他落网后，国民党仍根据他事先提供的情报，对上海进行了解放后最猛烈的轰炸，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1950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罗炳乾死刑，立即执行。嗣后，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对施家瑞、施肖莲也分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0年。
苗生/文 摘自《世纪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