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梁实秋，大家一定会想起鲁迅那篇名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杂文，想起他和鲁迅之间那场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大历史公案之一”的文坛纷争。其实除鲁迅以外，梁实秋还与许多文人墨客打过笔墨官司，只不过不如“梁鲁论战”那么广为人知罢了。
梁实秋认为有的新诗“丑不堪言”
1922年春夏之交，梁实秋与周作人就诗歌创作的理念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辩。争辩的核心其实就是“真”与“美”的问题，梁实秋的观点是“美即是真，真即是善”，而周作人则认为诗歌创作“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两人所倡导的文艺观相去甚远。
梁周之争其实缘于文学研究会作家俞平伯的一篇名为《诗的进化的还原论》的文章，俞平伯在文章中提出了“诗歌是为人而生的，而不是为诗而诗的；诗应是平民化的，而不是贵族式的”观点，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1922年5月27日至29日，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诗的内容只应要美的”，“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肯令艺术薄弱的民间的诗在诗国里称霸”。对俞平伯提出的“喜欢作诗的，必须到民间去学”的论点，梁实秋针锋相对地指出：“与其说‘向民间找老师去’，毋宁说向没有人的地方求仙去!”梁实秋还在文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诗人对语言的运用不分美丑，把像什么“电报”、“如厕”、“北京电灯公司”等词句都用在诗里，梁认为这样做简直就是在糟蹋诗。
6月2日，支持俞平伯观点的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以笔名仲密撰文《丑的字句》反驳梁实秋：“我很怀疑诗人自己既然是人，为什么不能在人间求出诗来，而且仙人何以又是诗的源泉?”并且指出：“梁君议论的一切根据是在美，但他并不说明仙人怎样即是美，而凡人是丑。”周作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可入诗，甚至连“小便”这样的词句也可用在诗里。
梁实秋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后，马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一文，对周作人万物皆可入诗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美是诗歌创作所应遵循的第一要素，不美无以谈诗。他还举出《湖畔》一诗中的“一只母鸡被一只雄鸡强奸了”作为例子，认为这样不仅“俗浅”，而且“丑不堪言”。
周作人并不觉得“小便”两字恶俗
对于梁实秋的反驳，周作人做了低调处理，他在短文《小杂感》中表示他并不觉得“小便”这两个字会给人带来什么恶劣的联想，最后提出他与梁实秋的观点相距太远，难以沟通，委婉地表示这场文坛纷争就此罢手。而年轻气盛的梁实秋则意犹未尽，随即又发表《让我来补充说几句》，再次重申了他“学诗无异于求仙”的观点，并略带嘲讽地提出要在诗坛上“遍贴‘不准小便’的条子”。
梁实秋与周作人的这场辩争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私下交往。在“丑的字句”论争后不到半年，梁实秋受清华文学社的委派到八道湾周作人寓所邀请周到清华演讲。尽管当时梁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并且两人还刚刚发生过一次不愉快，但周作人仍然“一口答应下来”，欣然赴约为清华学子们讲述了《日本的小诗》。
关于此事，周作人在1922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有“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的记载。晚年梁实秋也在文章中记述了他初晤周作人的情景：“八道湾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小巷……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周作人笔名）先生请出见我。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岂明老人。”在八道湾，梁实秋不仅是第一次见到了周作人，而且还意外地邂逅了日后成为他主要论敌的鲁迅先生。
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周作人成为同事。当时梁主编《自由评论》周刊，常向周作人约稿，故经常到周的“苦雨斋”拜访，并且此时两人的文学观也日趋接近，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当然这是后话了。
梁实秋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
抗战初期，梁实秋在重庆主编《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在发刊词中，梁实秋阐明了自己的办报方针：“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就是这样一段简简单单的文字，却在文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左翼作家纷纷撰文批判，指责梁实秋“用心是企图抵制和取消抗战文艺”，梁实秋由此遭到了长达几十年的口诛笔伐。
首先出手的是左翼作家罗荪，他在重庆《大公报》上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指出，当时社会的一切都是与抗战有关的，梁实秋要人们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不可能的。文章中罗荪还说了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话：“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
梁实秋万没料到自己一篇并无深意的短文竟引来如此猛烈的攻击，不禁又惊又怒，遂立即以罗文同题在《平明》副刊著文反击。一是重申发刊词中与抗战无关的材料都欢迎的观点，再就是愤怒反驳罗荪关于“住房”的文字：“事实恰好相反，什么是‘德国式建筑’？重庆还有‘古老的建筑’吗？我都不敢回答！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位自命为左翼作家的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在文章最后，梁实秋愤怒地指出：“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
论战进一步升级，罗荪再度出手：“我再肯定地说一遍：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与此同时，左翼作家们也纷纷著文，旗帜鲜明地支持罗荪的观点，斥责梁实秋的理论，有人甚至将梁实秋斥为汉奸。最后就连梁实秋的好友老舍也介入了这场论争，因为梁实秋在发刊词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此话激怒了刚刚成立不满一年的“文协”，当时主持“文协”工作的老舍代表“文协”起草了一封《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
从《公开信》上看，老舍并未像罗荪等人那样把矛头指向所谓“与抗战无关论”，而是从团结的立场出发，对梁文的“文坛”之云提出抗议，这说明老舍对梁实秋的文章是不存曲解之念的。
抗战伊始，梁实秋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
梁实秋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坛纷争，异常苦恼，他知道双方宿怨太深，绝对不会争出个是非曲直来，所以面对众人的攻击梁实秋不再发一言，只是一心一意地编辑《平明》副刊。
几个月后，他所供职的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迁往北碚，梁实秋便就机辞去《平明》主编一职，离职前他写了《梁实秋告辞》一文，算是对自己这段工作的总结，也是对自己观点的一次辩解：“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诬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梁实秋此文又引来众人的围攻，其中左翼批评家巴人的檄文火药味最浓：“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然而他终于提出要求来了。他要我们的作者，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
梁实秋后来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不仅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据统计，梁实秋在抗战期间所写文章里“抗战”二字使用的频率最高。他在抗战伊始便力主抗战，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梁实秋孤身一人奔赴国难，并且身体力行，冒着生命危险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华北前线慰问抗战将士。仅仅因为一篇作为编辑的约稿文章，但恰恰就是这篇短短的发刊词，却让梁实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
王凯/文 摘编自《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