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举报当成制约权力不法行为的首要渠道，不要形成权力约束上的“举报依赖”，建立预防权力不法行为的制度，尤其是开放社会公开监督权力不法行为的渠道，更加重要。

　　上周，最高人民检察院开通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举报网站也正式更新。开通首日，网站一度被挤瘫，电话也几乎被打爆。

　　举报热线开通，得到新闻广泛报道，引起举报一时集中，不足为怪。井喷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接下来举报热线将会进入正常流量，也就不会有网站瘫痪、电话打爆的情况了。

　　毫无疑问，举报井喷的发生，与举报直达最高检带给人的期待有关。可以设想，无论举报人此前是否有过举报经历，一个新的渠道的开辟，将会吸引他们去尝试，“最高检”的名号又足以引起人们举报生效的联想。在中国，人们关于正义的联想与机关级别之间的联系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上面是好的，下面搞坏了”，仍然是一些人的思维定势，这也对最高检举报热线的火爆产生了作用。

　　最高检承诺，每一个举报都将得到认真处理，都会有回音。这个承诺容易做到，但举报是否真正生效，可能仍然是一个问题。就像上访，件件有回音与回音是否解决问题，不是一个概念。举报件件有回音，与被举报的问题是否能够弄清楚，也是不一样的。上访有层层转办，有反复批示，而问题未能解决的，举报也可能产生类似现象。因此，怎样通过办案处理使举报的信誉得以维持，将是举报系统面临的考验。

　　举报作为一种查处权力不法行为的渠道，已经覆盖所有级别、所有系统，几乎每一个机关，都有受理举报的机构和职能设置。单就举报网络的有与无而言，举报权的落实可以说相当令人欣慰。然而，就举报的现状来说，情况就未必令人欣慰了，一个问题是，上面所说的举报是否能够生效；另一个问题是举报人受到打击迫害的现象相当普遍。举报不能生效，会使人失去举报权力不法行为的信心；举报人遭受打击迫害，更加加重社会对权力不法行为的无奈，增加对权力系统的失望乃至怨怼。因此，举报渠道运转正常，可以成为伸张正义的希望，而举报渠道运转失效，可能成为失望情绪的新来源。

　　正常的治理结构，必然是通过健全的制度将大量权力不法行为预加制止，然后才是通过“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的办法来惩罚那些避开了预防网络的权力不法行为。在查处权力不法行为时，来自举报的线索也未必会占到很高的比例。可以说，举报应当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这个作用当然很重要，但毕竟预防重于查处，查处也有多种来源，例如媒体可以公开报道涉嫌不法的权力行为，而公民未必只能向有关机构写信反映情况。如此，对权力的监督可能更加直接和有效。

　　不过，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中，公民对涉嫌不法的权力行为应以举报方式反映到有关机关，权力需要通过更大的权力来管束，而难以直接受到公开的社会监督。这样，举报就显得尤其重要，一方面它是权力系统查处自身不法行为的第一线索源头，另一方面它又是公民对抗权力不法行为几乎惟一的希望。

　　于是，得到查处的权力不法行为中，来自举报的线索占到了很大比例。但因为预防不力，权力不法行为相当普遍，与之相比，受到查处的占到了多大比例，难以估计。另外，潜存的一种可能是，举报成了查处权力不法行为的第一源头，权力不法行为若未被举报，可能就失去了查处的依据。又因为举报线索处于机密状态，所以公众基本难以了解举报线索是否都进入了查实和处理程序，是否有些举报被搁置不理。社会对举报状况无从了解，官员失去了直接面对社会议论的机会，如果处理举报的机关产生了舞弊行为，也很难被发觉。绝非个别的举报人被打击的现象，证明了举报处理过程中有着很大的漏洞。

　　落实举报权，保障举报人权益，认真处理举报事项，无疑是必需的。但是，不要把举报当成制约权力不法行为的首要渠道，不要形成权力约束上的“举报依赖”，建立预防权力不法行为的制度，尤其是开放社会公开监督权力不法行为的渠道，更加重要。查处权力不法行为高度“内部化”，会带来很多问题，走出这种权力内部化管理，是很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