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争，诚如谭伯牛在《湘军崛起》书末所言：“湘军也好，太平军也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只是在一场残酷的内战中相遇了，作为后来人，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任何一方的胜利叫好。”即便是湘军保住了五十年清祚，也未能改变中国近代史受辱挨打的命运。

　　自晚清咸同以来一个半世纪，湘军是一个说滥了的话题。然而说滥了的话题亦可常说常新。

　　谭伯牛的《战天京》出版时，我曾写过一篇书评《湘军，耕读文化的最后守护者》。五年过去了，伯牛又有了新著《湘军崛起》面世。阅读完毕后，我觉得作者对湘军乃至晚清史的看法，较之以前更为复杂和全面。

　　用通俗的价值观评价，最后是湘军打赢了太平军，前者破城受赏，后者城破人亡。以卫孔孟之道为名，来解君父之忧的曾、左等湘军大佬，建立了郭子仪、李光弼那样的功业，他们的人生是成功的。可是这场湘军打赢了的战争，也仅仅延续了清廷半个世纪的国祚，他们维护的道统，要保护的政权最终消亡了。难道湘军真正赢得了历史？

　　那是一场没有最终赢家的战争。诚如书末所言：“湘军也好，太平军也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只是在一场残酷的内战中相遇了，作为后来人，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任何一方的胜利叫好。”

　　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争，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较量。太平军以“民族革命”争道义优势，而湘军则捍卫“孔孟之道”。看起来太平军棋高一着，但“民族革命”这样的宏大题目，必须辅之以切实可行的“民权、民生”措施，才有生命力，而不至于沦为空洞口号。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政治上采取比旧帝国还要过分的等级制，士兵臣民个人权利丝毫没有保障，至于民生一途，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更是不堪。且“民族革命”与以拜上帝教为国教有根本的冲突。而维护孔孟之道，在道义合法性上能超越满汉之畛域。而在具体战争过程中，造反的一方若不能速战速胜，旧政权经受前两波冲击，惊魂过后，那么危机将激发旧政权的行政效能，就可能攻守之势易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湘军和太平军之间也是如此。一旦给帝国的精英打造一支新军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就如伯牛书中所说：“作为读书人，他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有机会去接触、运用国家资源来为军队筹饷。”战争持久下去，湘军有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胜利是迟早的事情。太平军空有“民族革命”口号，实则政治理念陈腐不堪，战败不值得惊奇和惋惜。而湘军胜利后，大佬们看到了帝国的种种不足，从而催生了洋务运动。但清廷革新之路没有超越技术层面，到政治层面就卡壳了。满清部族专权的帝国制度难以有根本的改变，曾国藩既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去革清廷的命，又不能促使清廷进行政治改革，在旧制度的樊篱内做忠臣孝子是他合乎逻辑的选择，他的弟子李鸿章也是如此。

　　从历史最后的发展路径来看，太平天国固然败了，但湘军也没赢。因为曾、左等人的胜利除了为湘军集团的人挣来富贵外，没能使他们所效忠的帝国有根本的改变，帝国延续50年寿命后，仍然难免于鱼烂肉腐的结局。

　　□书评人 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