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一起长大的朋友前些日子进了城,在车站的站台上当保安。
我知道那是多么枯燥的工作。整日对着轰鸣的车头与无尽的铁轨,来来回回,定点巡视。铁路上一旦发生事故,哪怕微小至极,他仍脱不了干系。朋友是个老实人,他每天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定时出去查看究竟。
他说,城里的东西太贵,车站又不让保安到食堂打菜,他每吃一顿,心里都觉得愧疚。后来兴许是与他母亲提及,不到半月,他的母亲便披星戴月地从乡下赶了过来,在城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她就在车站的门口卖点小杂货,晚上就在屋子里缝补衣物。
她的母亲为了能给他做好饭菜,每每都是在他下班前一个小时就收摊回去了。冬雪寒天,我时常看到他的母亲独自坐在车站不远处,捣鼓着那些小玩意。我不止一次向他抱怨,不能让自己的母亲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时候出来,他也曾劝慰,可他的母亲却死活不愿,说自己总不能来城里白吃白喝,给儿子添麻烦。再说了,这城里的房租可贵了,要不卖点小东西,住哪儿?朋友执拗不过,只好作罢。
鹅毛雪花洒在小镇的车站上,皑皑地落了一地。他的母亲一日都不曾间断送饭这个事情。
朋友的母亲没有手表。以前,她可以问问旁边摊子的老太太们,可如今,冬寒料峭,谁还甘愿为那几个钱来此地方吃苦受冻?
冬天的天色晚得比较早。于是,朋友的母亲就经常回去得过早。买了菜,做了饭,颤巍巍地立在站台的检票口处,等着朋友下班。很多时候,这么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呵气成冰的站台外,时常看不到一个人。
当然,朋友不知这个事儿。因为每次他接过的饭菜,都冒着热腾腾的香气。
后来,春节前人流拥挤,段上派人下来检查,领导三番五次叮嘱,务必在站台上做好旅客的迎接工作,否则后果自负。于是朋友在火车还没开来,就安安分分地跑到站台上面等候了。
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靠近检票口的位置上。那天,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所有人受不了,回到保安室取暖。只有他,依然默默地站在那儿。
当下班的铃声响起,他的母亲忽然慌乱地扭动着身子,朝着站台上奔来。当他看到他的母亲一面走,一面从胳肢窝里掏出那个熟悉的饭盒时,他再也没止住奔腾的泪水。
(李兴海 来源:聪明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