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中有非广东籍者，如曾任十三行行首的潘振承就是福建人。广东籍商人也并非全可以称为粤商，如潮汕商人就更接近于闽商。我们这里所说的粤商是指清代专门从事对外贸易，以十三行为中心在广州经商的商人。

　　当时的中国处于“康乾盛世”，其实以经济而言，尽管GDP总量高于英国，但在1347年前，一个英国盖屋顶工人的助手，每天工资约为一便士，可以买六斤小麦，在维持自己生存以外，养活一个人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中国同样的蓝领工人，月工资才“二钱头”，自己生存都不易。而且，“康乾盛世”也无法与“贞观之治”相比，因为在唐朝对外国人是开放的，也知道国外的先进东西，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当官，而且商人相当自由。康乾盛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康乾盛世的“狂妄”

　　也许是康乾盛世的虚名助长了统治者的狂妄，他们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以天朝自居，其他所有国家都是“蕞尔小国”，属于大清王朝的藩属，而且极其落后，尚未开化，所以外国人只能称为“鬼佬”“鬼妹”。

　　在对外贸易方面，清政府自认为华夏地大物博，无一物求于洋人，外国人来是进行朝贡，向天朝敬奉自己的宝物，相应的贸易只是附属品，称为朝贡贸易。

　　但是，清朝的皇帝还是需要朝贡贸易的。一来皇帝特别重视朝贡，因为这可以显示“四海来朝，八方来仪”的气势，表明各藩夷对我天朝的尊重、景仰、臣服，满足皇帝及臣民的虚荣心。各国有朝贡来，天朝要表示对夷人的怀柔，所以回赠物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朝贡物品的价值。二是由朝贡而允许的贸易，不仅显示天朝的胸怀，而且可以满足王公贵族对这些异国物品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皇帝把贸易的关税及其他收入作为“天子南库”，给皇帝和王公大臣带来现实的真金白银收入。

　　政府想获得朝贡，但又出于对洋夷的蔑视不愿直接出面，这就产生了由商代官行事的十三行制度。广东的对外贸易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但行商的产生都是清初的事。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但又需要与洋人打交道。康熙二十五年广东省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代皇帝接受外商的贡品，做贸易，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就是十三行。以后的十三行并不一定是十三家，但仍称为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决定关闭其他贸易港口，仅保留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通商港口，十三行是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商。这种一口通商就形成“东南西北中，一起到广东”的局面，也是十三行商人暴富的原因。

　　皇帝特许的垄断商人

　　行商都有花钱捐来或由皇帝封的名义官职，但他们仍无实职，亦无权，名为官商，实际上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作为既代表政府，又是商人的十三行，它们有四项职能。第一，作为皇帝特许的官商，独揽外商洋船接待，代皇帝接受贡品，并垄断进出口贸易。第二，代理海关事务。海关作为官方机构，不与洋人直接接触，由十三行承办外商货物报关纳税事务。第三，根据政府的法令约束、驯化外商，监督外商在广州的自由行动。第四，转达外商与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外商无权进入广州城晋见政府官员。由这些职能看出，十三行是亦官亦商的，第一项职能是作为商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商人，是皇帝特许的垄断商人。后三项则是作为官对外商进行管理和监督。这就是粤商与同样是官商结合的徽商的不同之处。但他们的贸易又是垄断的，这就是与同样从事外贸的晋商的不同之处。

　　粤商的另一边是外国商人，即当时所说的“夷商”。外国商人中英国商人占到80%以上，是主体，而这一主体的代表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在西方是重商主义时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以大英帝国自居。英国同样傲视群雄，以世界老大自居。这同样是“傲”，但还是以先进的政治制度、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基础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有市场潜力的大国，英国当然不会放过；小而言之，英国离不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尤其是茶叶已成为上层人士的必需品，连普通百姓也成为茶迷。英国及其殖民地不产茶，茶的需求如此之大，当然就是最赚钱的商品。英国商人当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且，当年在重商主义指导之下，各国都实行高关税。大清政府还不懂重商主义为何物，所以关税极低。尽管有各种苛捐杂税，而且受官员私下盘剥，但加起来，仍然比其他国家的关税低。到中国经商能赚到大钱，英国商人当然趋之若鹜。

　　夹缝之间两面讨好

　　粤商就是在外商与清政府的夹缝之间两面讨好，从中渔利。在夹缝之间，既受夹板气，也能从两边获得好处。

　　在夹缝之间经商，重点就不在商上。

　　乾隆皇帝给了粤商十三行一口通商，而且只能由十三行进行的特权，这就赋予他们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这种垄断排斥了其他商人的竞争，其有利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但获得这份垄断要付出代价。首先是要向皇帝和王公大臣进贡、交钱。除了寻找各方珍奇异物满足皇帝的虚荣心和爱好之外，还要交真金白银。在皇帝和王公大臣看来，十三行的商人富甲天下，“进孝”是应该的。而在商人，不断的盘剥，真是苦不堪言。

　　行首富可敌国

　　当十三行商人，尤其是当行首，的确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而且确实也赚到了大钱，先后当过行首的潘振承和伍秉鉴都富可敌国。伍秉鉴在1834年时个人资产达两千六百万两白银，从而进入千年五十名富翁排行榜，而且是中国入选的六人中唯一的一位商人。但也许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许多人并不以当行首为荣。小说中潘振承有数次想不干的记载。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甚至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尽管他是潘振承的长孙，但坚决不出任行首。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但官府不许可。

　　1826年，他以五十万两白银的代价将怡和行和行务交给四子伍元华掌管，但政府仍然要他为所有商行作担保。他甚至要求把百分之八十的家产捐给政府，结束怡和行，安享他百分之二十的家产，仍然未被批准。十三行真成了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但里面的人又想出来。

　　洋人也不好对付。他们向十三行采购各种物品，尤其是茶叶一项成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同时也向十三行提供各种洋玩意。但是，洋人也并不全讲信用，洋人欠十三行商人的债也屡有发生。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十三行商人富有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付出的艰辛也非同一般。晋商做外贸仅仅同洋人打交道，虽然也要接受政府发“龙票”、受盘剥，但比粤商好多了，晋商的外贸商人毕竟不是皇帝直接勒索的对象。徽商仅仅同官府打交道，而没有连坐制等规定，也不用同洋人打交道。粤商则同时在政府和洋人两个方面作战，而其难度远远高于晋商和徽商。

　　粤商是衰而未亡

　　清政府限制贸易，英国无法打开中国市场，贸易严重入超，要运送白银到中国，这就引发了走私鸦片。更深刻的原因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农耕文明的中国即使开放了贸易，也没有对工业品的需求。所以鸦片战争后，中英贸易在短期内增长也并不大。但鸦片战争对粤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政府和人民认为十三行为洋人做事是卖国贼、汉奸，尽管他们为政府捐款数百万元，但不被原谅。而洋人又认为粤商帮中国政府惩罚他们。粤商两边不讨好。不过致命的一击并不在财产损失上。《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打破了十三行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粤商就衰亡了。1843年伍秉鉴去世，这标志着一代粤商的结束。

　　不过粤商是衰而未亡。他们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接受了开放的意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结束，他们看到未来发展的增长点在上海，因此纷纷把资本转移到上海。十九世纪初上海是广东人投资和移民的中心，当年的上海话就是广东话，上海被称为小广东。

　　(梁小民 来源: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