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诉说

　　轮子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在中西历史上，作用却并不相同。西方人重视轮子，借助力学的原理，使用动物和机械的动力，发明了种种车辆，以致有些国家被称为“装在轮子上的国家”；中国却从使用轮子的车子蜕变为迷信人的脚板，成为轿子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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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为极少数人的特权

　　中国人热衷于轿子，一个原因确实是人口多、劳力足，不愁找不到抬轿子的轿夫。对于官员大户来说，雇轿夫比养骡马更划算，更经济。但不只是这样。中国这样一个等级观念极为浓厚的国家，一个人坐在轿子上，由两条腿的人抬着，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充分享受役使他人的快感，才是轿子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内在原因。

　　正因为坐轿子有如此满足感，所以，这种满足感起初只被限定为极少数人的特权。轿子在宋朝已经兴起，北宋并不允许一般人坐轿子；南宋时期，禁令才有所松弛。到了明朝，坐轿成为有钱有权的人趋之若鹜的时尚。虽然朱元璋对于坐轿子的特权也有严格的限制，只许德高望重的高官乘坐，禁止中下级官员和武官使用轿子。但是，禁令总被突破，在明朝的两百多年中，几乎每个时期朝廷都要发布命令申明轿子标准和纪律，禁止超规定超标准坐轿子，甚至也动真格查处违规官员。

　　森严的等级

　　轿子体现的是森严的等级、无尽的荣光。高级官员才可以坐四抬大轿，八抬大轿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官员坐轿出巡，排军鸣锣喝道，仆从前呼后拥，平民百姓走匿回避，回避不及的要趴在路边磕头，不回避也不下跪的被抓去治罪。在当时来说，这是官员最完满的自我实现方式。刘邦当年见到秦始皇出巡的车驾和场面时不禁感叹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在明朝，大量官品尚不足以乘坐大轿的中低级官员，也用极为艳羡的眼光看着出巡高官大轿招摇的风光，莫不心生模仿、攀比、向往之心。冒着被查处的风险，也要坐轿子，摆威风，是当时按规定来说没有资格坐轿子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事。

　　人心如此，所以，对于违制僭越的乘轿之风，朝廷越是严厉禁止，下面却越是趋之若鹜，全社会莫不以坐轿子为荣，仿佛一坐轿子，就挤入了上流社会。一些本来还反对坐轿的士大夫们，也呼吁说，如果不让士大夫们坐轿子，那就是有失体统。在从高级官员到中下级官员，甚至引车卖浆者流也要坐轿子以炫耀身价的氛围中，读书人出门不坐轿子，当然是有失斯文，有辱尊严，不成体统的了。

　　市场中进行不平等交易

　　人人都要坐轿子，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大量剩余劳动力通过抬轿子而谋到一份养家糊口的饭钱。但问题是，在历史上的那种官本位等级社会中，权力阶层的奢侈享乐，往往并不在市场中进行平等交易。在明朝，中央大员外出视察，无不向地方强行“索轿”，地方官员当然不敢怠慢，就给老百姓强派抬轿的差役；而地方官员为了巴结上峰，即使上峰不开口，也知趣地预备了大轿伺候。给上级来人备轿子，抬轿子，成为官场潜规则。流风所及，有些官员告老还乡，一定要请求或命令途经的地方给他伺候大轿，突出衣锦荣归的声势；一些家居的士大夫、绅士，也往往向当地的政府索要轿子办理私事。地方伺候大员的轿夫，有些是无偿的差役，有些是花钱雇的，但是雇轿夫的钱仍然得当地百姓承担。地方给上级官员抬轿子，成为地方的沉重负担。尤为可恶的是，一些上级大员不但要乘大轿，他们对于轿夫也是百般欺凌显示威风，１４４７年四川按察使曹泰巡视地方时，居然把轿夫活活打死。

　　官轿是如此地挥霍扰民，嘉靖时期的一个叫做张永明的官员，就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查处这样的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升光禄寺卿（正三品）赴任，王某和家人坐八抬大轿３乘，四抬大轿４乘，总共用了３４０个扛夫和轿夫，一天花费差银４０余两，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浪费差银不下千两。当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２００多元人民币。按２００元计算，一个人升官到他乡上任，只抬轿子和扛行李的花费就是２０万元人民币，这派头确实让人瞠目结舌。

　　(梁发芾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