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内公共安全方面除了被高度关注的H1N1疫情，还有众多公共安全事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损失，比H1N1流感严重得多。与H1N1流感不同，这些事件都是突然发生的，有些事件甚至仍然未能查明原因，然而这些事件也不同程度地显示了预防机制的失败。在保证公共安全方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6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H1N1流感警戒级别升至6级，从而确认了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

　　在确认警戒提升的同时，世卫组织作出了相应解释，提高警戒级别主要反映病毒的地理扩散范围，而不是流感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目前许多患者病情较轻，而且不用服药即可自愈，“流感大流行”的严重程度为中等或一般水平，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各国关闭国界，各国不应限制人员、货物与服务的往来。

　　自4月底H1N1流感在墨西哥出现以来，人们在最初阶段的惊慌之后，正在逐渐趋于平静以待。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疫情在刚刚发生时，各国媒体有大量报道，而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媒体的报道已经比较少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H1N1流感的疫情虽然值得严密关注，但就感染与发病情况而言，病情的严重程度及其致死率未见与一般流行性感冒有明显区别。

　　本次H1N1流感疫情的报道，与2003年SARS流行的报道，有很大的区别。国内媒体对H1N1的报道，以及防疫机制的运转，采取了类似SARS疫情的方式；而境外媒体对H1N1的报道，有一个明显的“升降过程”，疫情刚发生时非常重视，而不管在疫情严重的地方还是在未见疫情发生的地方，报道很快降温了。现在我们可见各国的确诊情况，但我们未曾读到相关地方社会生活受到明显影响的报道。我固然未必深切了解各国媒体处理报道的方式，但以常识判断，应是H1N1流感的危害程度尚未影响相关国家与地区的正常状态。

　　世卫组织提高警戒级别，当然是基于疫情扩散的客观状态，也显示专门组织对疫情的特别关注，但世卫组织同时释放的缓和信号，提示我们对疫情不必过度惊慌。不建议关闭国界，不应限制人员、货物与服务的往来，这是世卫组织的建议。这就是说，以专门组织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来看，H1N1流感虽有加强防疫的必要，但基于客观危害，也不必在措施上有过度反应。其他国际组织对H1N1流感尚未作出反应，也可见H1N1流感的影响尚未延伸至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这应当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采取类似SARS疫情的措施，当是基于“防范宁可更严密一些”的想法。这既是显示“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可能也有基于防疫难度的现实判断。H1N1流感的致死率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与在墨西哥很不相同。中国的防疫水平整体上不可谓先进，另一方面，大量低收入者的存在、底层社会的高流动性，也足以加剧对H1N1疫情的忧虑，再加上对病毒变异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危害性加大的担心，都使得疫情防控上更加谨慎。目前，防控主要着重于全民防控意识的警醒、对染病者的隔离治疗以及对直接接触者的隔离观察，这样的防控措施就社会反应看是适宜的。

　　疫情防控是公共卫生问题，这是公共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近来，国内公共安全方面除了被高度关注的H1N1疫情，还有众多公共安全事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损失，比H1N1流感严重得多。尤其是5月底以来，綦江矿难、武隆滑坡、成都公交车大火、深圳公交车大火等集中出现，其中多起事件产生了重大伤亡。与H1N1流感不同，这些事件都是突然发生的，有些事件甚至仍然未能查明原因，然而这些事件也不同程度地显示了预防机制的失败。

　　我们面临的公共安全形势可能正在朝更加严峻的方向发展。传统公共安全问题并未解决，新的公共安全问题又在产生。细节疏忽、不以为意使得安全隐患发展成为事故，监管不到位使得违规行为难以得到禁止，社会矛盾隐含着公共冲突显在化的危险，一些公共事件中舆论的强烈对抗和愤怒表现，显示社会情绪的强烈程度。“举一反三”变成就事论事会使同类事情不断发生，例如矿难之后仍然有同样原因的矿难，例如成都公交车大火可能只是让所有地方都检查了一遍公交车的锤子，否则深圳的公交车又何以会因为仪表盘线路而引发大火呢？现在，H1N1流感防控显得很公开，但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的手足口病防疫中出现过隐瞒发病情况和死亡病例的情况。

　　在保证公共安全方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