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就缴获了9部无线电台。8月，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戴斗垣旅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由于战士们不知道电台的用途，都给砸坏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知道后下达命令：今后凡缴获电台，“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参加了红军。 就在王诤、刘寅等人参加红军的第4天，即1931年1月3日下午，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毛总政委和蔼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参加了红军，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而努力工作。”

　　靠无线电

　　侦察敌军情报

　　1月中旬，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正式成立，王诤被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自任命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并迅速组织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 1931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反“围剿”作战开始后，因为只有一部半电台，不能沟通联络。就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等人带一部电台随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在前方，由曾三、刘寅等带收信机在后方实行24小时守听。前方有事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了解前方情况。

　　为了弄清敌人的行踪，王诤在前方坚持昼夜监听、捕捉敌台的信号。5月15日黄昏，王诤突然听到敌公秉藩28师的电台正在与该师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电台用明语交谈。吉安电台问：“你台在哪里？”师部电台答：“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又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东固当时正是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率领的一方面军总部驻地。王诤感到这一动向很重要，马上和政委冯文彬一道向总部首长报告。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依据这一情报立即下达命令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之28师。第二天早晨，敌人果然如期来犯，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早已设下了埋伏。

　　尤其令无线电队高兴的是，东固一战，公秉藩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也被红军完整地缴获了。王诤立即调整电台人员：由伍云甫、曹丹辉等带15瓦电台跟随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到前方，王诤和曾三、刘寅等带100瓦电台随叶剑英留在后方办事处。6月2日，两台沟通联络，实现了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的第一次通报。

　　长征中电波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5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突然中断了。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央不知道二、六军团的下落，无法实施战略指挥。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把“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交给了时任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的王诤。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王诤带领三局的同志们坚持不间断地守听，精心寻找和捕捉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

　　1936年1月27日夜12时左右，二、六军团电台与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长达800余字的电报时，军委台终于捕捉到了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王诤局长亲自上机，将收发信频率对正后，伺机插叫。当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时，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乘此间隙，王诤局长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二、六军团电台。因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特点不同于四方面军电台，引起了二、六军团电台值班员龙振彪的怀疑，当即问道：“你是何台？”王诤局长用明语回答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阎队长上机后，双方终于沟通了联络，二、六军团终于找到了。

　　但是，由于原来同二、六军团联络的“豪”字密码本由朱总司令带到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控制，中央台不能对二、六军团发指示性电报。7月2日，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在朱总司令的指示和支持下，任弼时很快从张国焘处要来了密码本，立即同中央沟通联络，很快收到了中央发来的3份重要电报。这3封电报像指路明灯一样使二、六军团明确了前进方向。

　　从此，军委电台和二、四方面军电台之间保证了电波日夜不断，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络。在王诤他们良好的通信联络保障下，党中央指挥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10月中下旬，三路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了“铁流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童边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