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住进病房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在小声争吵，女人想走，男人要留。听护士讲，那女人患的是脑瘤。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机，就安在病房的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鲜有人用了。可是，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在走廊里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房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仔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习得太晚影响第二天上课。最后，他总是千篇一律地说：“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没离开过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丧事，不花那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兄扯回来。此后，男人一直坐在病床上一言不发，那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终于，女人被推回来了。女人头上缠着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顿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包东西。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一顿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一兜包子。

　　男人不停地劝妻兄和妻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夜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医生的办公室，送到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般，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或听来的新鲜事，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走廊的磁卡电话机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儿子。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机旁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次就行了，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猪你可得给我喂好啊，养足了膘，到年关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放下电话，男人看到我脸上惊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竟“嘿嘿”笑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兄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的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

　　（朱砂 来源:时代青年(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