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份。”这是北京市原副市长张百发对1959年的评价。

　　那一年，只有18岁的他作为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的施工代表走上领奖台，为他的“青年突击队”领了一个国家级的“先进集体奖”。

　　在那之前一年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大规模庆祝国庆十周年，建设一批国庆工程，目的是“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

　　事实令人振奋。从1958年开工到竣工，仅仅10个月间，北京冒出了10座标志性建筑，人民大会堂居首。这十大建筑，总建筑面积达到了64万平方米，到今天仍是北京的重要地标。

　　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当时中央的精神，要求这“十大建筑”能够反映和代表全国工、农、兵、侨、民族、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成就。

　　“‘工’是工人体育场，‘农’是农业展览馆，‘兵’是军事博物馆，‘华侨’就是华侨宾馆，‘民族’是民族文化宫，‘文化’是美术馆，‘科技’是科技馆，人民大会堂当然就是代表所有人民群众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设计师董光器告诉记者。

　　前些年才落成在天安门左近的国家大剧院，当年也曾被列入“国庆十大工程”，后来因为时间实在不够，才暂时搁置。

　　十大工程里，人民大会堂是重头戏，所以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迫在眉睫。

　　董光器回忆，广场如何改建的问题，一直没有定案。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

　　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最终实现的面积达到44公顷。

　　另一个原则也被确定下来，广场两侧分别建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一天，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走进了会议室。这位军官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经得起60吨重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于是中央决定，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要拆掉，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长安街不再设架空线路，线路改走地下。

　　许多年以后，董光器才了解到，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重考虑——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

　　人民大会堂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契机。比如陶宗震。

　　当时只有30岁的他任职于北京市规划局，那一年，他临时被抽调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规划局是审核管理机关，按照规定他不能参加人民大会堂设计征稿。

　　最初总图设定，广场两侧的建筑是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四座。有一天，北京市领导到规划管理局，听取有关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汇报，陶宗震提出了一个纪念碑两侧各三幢建筑的设想，话还没说完，领导就插了一句：“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

　　不久，他就接到指示，国家大剧院要迁至人民大会堂西侧，广场东侧，将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一”。

　　他告诉陶宗震，这样安排旨在“突出政治”。

　　而这时，征稿收到的100多件方案，经过七轮评选，仍旧没有一个脱颖而出。

　　主抓国庆工程的周恩来，在1958年国庆前下达了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陶宗震就是此时介入大会堂设计的，动员他做方案的领导说：“这个工程就是考验建筑师会不会花钱，敢不敢花钱。”

　　陶宗震真的放开了手脚。熬了一夜，人民大会堂最初的设计方案出炉了。

　　第二天一上班，局长告诉他：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

　　那是一个不彰显个人的年代。后来，国家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颁予荣誉时，所设的都是“先进集体奖”。而陶宗震，只是把自己留存的一份已经褪色的人民大会堂手绘规划图，镶在镜框里，摆在书架上。

　　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就在设计师们争议大会堂方案的时候，钢筋工张百发，已经带着他的青年突击队进驻施工现场了。

　　张百发和他的兄弟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都有朴素的感情”。那时，他们还不懂什么叫“人大”。张百发只记得当时公司总经理站在高台子上说：“我们要去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等于修皇宫。参加这个工程你们将终生难忘，一辈子光荣！”

　　大卡车来了，大家都把自己的行李往上扔，生怕落下。

　　1958年7月，大会堂开始挖地基了。紧接着，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全国各地调到了这里。张百发记得，其中有很多特殊工种都来自外省市，比如铺花岗岩的都是福建工人，做高级木工雕饰的都是湖南工人……

　　在这个举全国之力的大工程里，有一些镜头让张百发记忆犹新：

　　工程需要五米六的钢材，张百发他们就给鞍钢打电话，鞍钢轧钢直接就轧了五米六。他们当时开玩笑说，这些钢材运到大会堂的时候，还热乎着呢。

　　还有一次工地需要樟木，其实只需要几十立方米，结果从贵州运来时富余出好多——当地老百姓听说要给人民大会堂用，都把自己家最好的樟木往运输车里扔，一分钱也不要。

　　张百发的青年突击队，从12个人扩充到200多个人，在工地上的十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他们三班生产，“歇人不歇马”，睡觉从来不脱衣服。

　　经过十个月奋战，在内装修开始的时候，青年突击队撤了出去。

　　再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是在1959年9月，那时人民大会堂已经全面建成，周恩来请参与建设的各界代表吃饭，还看了一场梅兰芳的演出。

　　张百发记得，那天去大会堂，上面规定不许穿钉子鞋，他到了宴会大厅，觉得非常震撼，“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垮不垮是主要的

　　关于大会堂的争论也一直存在。1959年1月20日，周恩来和彭真召集在京的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

　　周恩来说，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长，不能少于350年。”

　　仅用10个月，十大建筑在首都次第落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它们是“大跃进的产儿”。

　　许多年后，住在右安门附近或者和平里的北京老百姓，可能仍然会记得，1958年以前，他们的家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那个位置。

　　那一年，仅用一个月时间，天安门广场就拆了50多万平方米的房子，10129户居民被安置到右安门附近的一些简易房里。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这些人的居住状况才逐步改善。

　　周恩来在去世之前曾说，十大工程欠了北京老百姓的债。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