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5.12提供的大灾难和大救援这一特殊的大舞台上，作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视点，在灾后通过网络对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与紧急奔赴救灾一线的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部队这百万雄师相比，“志愿者”队伍只是游击队，但它的出现表明抗震救灾不再仅仅是国家行为，也是社会成员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

　　[上期回顾]

　　在地震发生后，有这样一群人，没有任何人或部门赋予他们参与救援的任务和责任，他们也没有到有关部门去注册登记，但他们自觉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后果自负的救援行动，是与志愿者的精神高度一致的。他们是：杨元青，映秀镇中滩堡村农民；孙永棋，苏宁电器都江堰店的员工。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赴地震灾区做志愿者，是绝大多数志愿者的第一次人生经历。他们生平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汗，连续多天超强地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从来没有用双脚徒步走过这么长的路；他们从来没有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多次余震带来的死亡威胁；他们从来没有如此面对过成千上万的遇难者，尤其是一具具瞬间泯灭的年轻的生命……

　　他们每天都在经受着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挑战！

　　有的人长眠在了那片遍体疮痍的土地上。

　　柔嫩的肩膀扛起了沉重的救灾物资箱包，书生白皙的手指插向了埋着幸存者的水泥钢筋，生性胆小的人却能穿越与“死神”相伴的险途……

　　我想到很早以前看过的一部中篇小说，作者记不清了，只记得题目叫：《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汶川大地震志愿者所凸显和爆发出来的人性善美也可以用这篇小说的题目来概括：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辉煌得让人感到耀眼眩目！

　　一位抗震救灾指挥所的指挥员评价道：抗震救灾工作中，志愿者以朴实无华的言辞，热情无私的举动，诠释了什么是公民义务，什么是风雨同舟。他们舍生忘死挺进废墟救人,奋不顾身转移受灾群众,慷慨解囊不计报酬，用爱心和热血印证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弘扬了坚韧不拔、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时代风尚。抗震救灾志愿者所展现出来的志愿精神，是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一种承诺，一个神圣契约；是一种可贵的公民意识，超越了商品交换的原则，展现了人性的崇高……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志愿者？

　　汶川大地震与唐山大地震相比，为什么会涌现如此多的一个特殊的新兴的群体？

　　从志愿者回复的问卷调查答案中分析，这一新群体的出现与近30年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推进了物质文明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给地震志愿者的涌现提供了培育的土壤。

　　一是人们物质上富有了，口袋鼓起来了，使得他们有能力有财力为灾区人民慷慨解囊。绵阳军分区政委徐文良说，身在灾区可以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国力的强盛，大批量的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灾区，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出身贫苦家庭、小时候差点自杀的民营企业家陈光标说：“我们民营企业家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改革开放30年中获得的，是党和人民给的，当党和人民需要我们时，我们就要挺身而出，奉献我们的所有。”

　　2008年7月，被团中央评为全国十大杰出志愿者之一的宁夏农民工郭昊东，6年前还是一个怀揣300元闯荡京城的普通“打工仔”。他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在北京，他最初只能干干搬砖头的体力活。但这是一个有头脑的农民，北京的所见所闻让他意识到，如果没有知识和技能，他就只能搬一辈子砖头了。于是，打工之余他拼命地学习，吸收知识。他成了首都图书馆的常客，甚至还经常厚着脸皮挤进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听免费讲座。因而，短短6年时间，年仅29岁的郭昊东，从搬砖头的“打工仔”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工程装修队的“农民工老板”，并且靠团队的技术和效率承揽了奥林匹克国家会议中心玻璃幕墙的施工任务。创造这一人生奇迹，固然有他自身奋斗的因素。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政策，他就几乎没有可能走出深山，成为一个有技术有管理能力的老板。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而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赴地震灾区，也不是一时的冲动。

　　他说：“没有改革开放，哪有我郭昊东的今天？我要感谢国家，感谢社会！”我们不能因为他曾是普通的“打工仔”，就仍然把他看做“泥腿子”。即使是“泥腿子”，也是一个有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泥腿子”。时隔6年，当刮目相看。

　　山东农民许林山现在还不算富有，但他认为：“改革开放使我看到了希望……”

　　二是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精神心态更为开放，人的思想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追求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追求精神的富有，追求更为充实幸福的人生。对人生观、价值观有了更高层次的理解，社会文明的进步使得他们的公民意识得到强化。

　　其次，信息传播手段和环境的进步和开放，使得人民大众能够即时地了解掌握灾区的信息，受难同胞遭受灾难的毁灭性打击，使他们的心灵受到触动和震动，也是大批志愿者涌现的重要原因。从问卷调查情况看，电视声像的冲击力，超过了其他一切传播手段。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

　　灾难后，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是如何把灾难中爆发出来的人性善美的精神资源变为长期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精神财富。

　　如何把“瞬间”凝固为“永恒”？

　　诗人志愿者潇潇谈到她灾后归来的感受时说：“从灾区回来后，刚开始感觉心理上有些不适，感觉这个世界的运行与在灾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在灾区，志愿者们完全无私地奉献，人人比高尚的情操，感染着每一个人，激励着每一个人。而回到常态生活中，常常让我们失望。我不仅感受到人性的多面性，我更加深切感受到生命的两个极端，一方面生命的承受可以超越极限，另一方面在自然面前又是那么脆弱！”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地震后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

　　震灾使我们对什么是“当今之中国”，什么是“当今之中国青年”，什么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承担什么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应该感谢的，是灾区里的受难者，是他们承受了这一切生命的苦难，正是他们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量，对生活的渴望、友爱与互助，奉献与牺牲，才激发了、点燃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同样具有的爱与力量。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的弱点依然存在。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首先是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

　　让我们与钱先生一起来思索：如何将“瞬间”凝固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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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陈光标从灾区带回了几千本从废墟中捡来的孩子的作业本，他准备把这些浸染着生命印痕的遗物永久性地珍藏在公司。让它们成为公司永不折旧的“固定资产”。同时，他把自己的生日改成了5·12，在每年的这个日子，他将到地震灾区，和灾区的小朋友一起过生日。

　　志愿者王建平从灾区回来后，家里多了一件最珍贵的收藏品——一块从映秀镇带回来的小石头，这块石头上镌刻着他在灾区的全部记忆，他要让这块小石头世代流传下去，成为镇宅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