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静安区的那间灰黑色调的时髦办公室里，白领王帅发出了使他成为网络红人的帖子。他把老家灵宝庄稼地里羊吃小麦的场景和全国抗旱的情景对比，用来影射当地政府用1200元一亩一年的价格，用租赁方式征用土地的事情不合法。
他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果——帖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却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他被警方千里追捕带回老家审讯，理由是涉嫌诽谤，污蔑政府。
在8天“莫名其妙”的看守所生活后，王帅被取保候审。不久，该案被宣布撤消，当地公安局长到上海向王帅登门道歉，并送上783.93元的国家赔偿。
在全国民意和灵宝公权的博弈中，“王帅帖案”得以平反昭雪，“王帅”一词也成了抽象和普遍权利的代表和象征。
这件网上问政事件似乎就此要告一段落。然而，当24岁的王帅叙述这个惊险的故事和他的思考时，他还是流露出深深的挫败感。
“现在只希望这个事情有个圆满的结局，别让灵宝的那些老乡再骂我了。”
在他看来，现在有关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件事情他还要争下去。 “我成了全国通缉要犯”
跳出农门的王帅对其故乡的农民怀抱乡情——用他的话说，真把“那些农民当亲人”。在天津读大学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们谈论如何赚钱，他喜欢谈论时政和社会问题，因此被视为热血青年。
当父亲王社平偶然在电话中透露邻村西王村的土地被征用时，他决定直面这一问题，为家乡不懂得维护自己利益的那些农民多争取点赔偿。
那还是2008年的事情，土地还没征用到南阳村——他的本村，“当时我真是出于义愤，那时跟我还没关系”，他说。
河南省国土厅、三门峡市国土局、灵宝市国土局，他一层层打电话去举报。河南省国土厅给他登记后就没了下文，三门峡市国土局的人不是让他去问省国土厅，就是让他问灵宝市国土局。
灵宝市国土局的人问他：“你是谁？”
“一个农民。”
来电显示出卖了他身份，对方很利落地说：“上海的农民管不着河南的事。”
他还跑到了国土资源部和省厅的网站上，使用“在线信访”，结果都没有回音。
而王帅的本村也在今年2月8日直接贴出公告，要求村民对地上附着物进行清理。王帅让自己的堂兄席艳峰去拍几张照片，还特地嘱咐他拍照的时候别让人看见，“没办法，那些人有钱有势”。
这些照片被王帅发到网上，并附上了文字说明。他起先发的是“征地”的帖子，然而帖子在新浪博客被删，在天涯社区也是审核未通过。后来，他联系当时的新闻热点，以“pp_105”的网名把帖子用“抗旱”名义发出去了。
帖子迅速引起了关注，这是他所期待的，然而跟帖迅速到达一万以上，他又害怕起来。“如果这个事情他们知道是我干的，会怎么对待我，想象不出来”，他说。
他甚至请版主把原帖删除，不过，这个请求被忽视了。然而，老家那边传来的消息更让他紧张，他的父亲告诉他，席艳峰已经被找去问话了。
王帅的担忧没多久就变成了事实。3月6日下午2点左右，两名着便装的男子来到他的公司，向王帅出示了警官证。他不明就里地跟着他们下楼，两名说着灵宝方言的警察从一辆桑塔纳里钻出来，铐上手铐的那一刻，王帅明白了。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
“不就是我举报你们违法征地的事情吗？”
“你还干过什么事情，那些照片怎么能到网上去的？”
当时正值两会期间，警察告诉他这次带他走为了“协商”征地一事。可是一进入警察局，他开始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看见他们出具了一张通告，说什么灵宝市警方将网上通缉逃犯王帅一举抓获，我那时心里还想，我也没逃呀，怎么就成逃犯了。”
他不清楚程序应该怎么走，提出要找律师，并希望对方出示证件，“他们说该给我看的，我会看到，不该给我看的，我什么都看不到”。
随后，他被送进了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他和另外18个人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地板上，在那里，他深感自由的宝贵。网上“躲猫猫”的报道还让他产生了各种可怕的联想，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绝望。
出乎意料的是，监室里的人听了他的故事后，给他极大的安慰，“在吃菜的时候，他们把肉让给我一个人吃”。那是一群小偷，他们高度赞扬了王帅的正义感：小伙子你干的是好事，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到底。
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吊诡：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警察来抓你，一群小偷在里面陪你聊天，给你安全感。
“差一点写悔过书”
3月9日下午，灵宝市警方把王帅带回了河南。回到灵宝以后，警方开始对他进行正式审讯，直到第一次提审前，他才看到了自己的拘留证。
“他们后来就劝我写悔过书，说悔过书一写，明天后天就让你回上海上班，说你在上海找一工作不容易， 我那时差一点就写了。”
然而同一监室的一个30多岁的“难友”以自己为例，告诉王帅千万不能写悔过书。那人是个生意人，当年在三门峡市有一个卖电器的铺面，每年入账就有几十万，然而拆迁时只补偿了20万。此人后来跑去郑州开店，但是实在咽不下那口气，写了一年半的匿名举报信。有一天，一辆奥迪A6把他请了进来，对方客客气气地指着桌上的信问他：这是不是你写的？
“是的”，他老老实实地回答。
那就写个悔过书吧。他写了，结果“认罪”之后已经被关了半年多了。
这个“传奇”故事听得王帅一身冷汗：我从那时就明白了，悔过书一定不能写，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就是没写。
3月10日王帅给父亲王社平打了一个电话，此前3天，家人一直不知其下落。3月7日，王社平打电话给儿子，儿子的手机关机，只能请在内蒙古工作的王帅的同学从网上找到儿子公司的电话，打过去一问，被告知儿子被警察带走了。
大王镇党委书记、五帝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黄松涛托人来做王帅父母的工作，要他们砍掉家中的苹果树，就可以放王帅回家。
此时，村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王帅及其伯父家等共三家“钉子户”。春节回家的时候，王帅曾拿着相关的法规法律在家普法，但是村民并不信他，有个村民还告诉他：土地是政府的，你跟政府对着干，这不是反革命么？
胆小谨慎的王社平对儿子也是将信将疑。在王帅的坚持下，他才没把树砍掉。在王帅看来，他的伯父席绍兴(王帅的父亲和伯父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是村子里唯一有点见识的人，“他做过生意，知道点法律法规”。
不管王社平愿不愿意，他都得为了儿子“和政府作对”，地里的苹果树成了他的筹码。他还是害怕人出不来，于是坚持放人才砍树。
3月13日，王社平夫妇前往看守所迎接儿子回家。按照此前的承诺，此后5天，王家的4亩多苹果树被砍掉。
王帅父亲为儿子买好当晚回上海的火车票回来后，接到灵宝市公安局当天发来的一封信，信中有灵宝市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上写因“犯罪证据不足”予以释放，同时还有灵宝市公安局的取保候审决定书。
王帅在看完取保候审决定书就知道走不了了，因为那上面规定“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随后他打电话给办案民警李平，问“是不是真心让我走”，李平给的答复是，让他放心走，“农村出一个大学生也不容易”。王帅还是坚持让他们出具正式手续。
3月16日，王帅去灵宝市公安局，李平要他写一份悔过书，就给他办去上海工作的正式手续，王帅拒绝了。
3月19日，接到灵宝市公安局通知，告知由村支书担任担保人，王帅写一份离开灵宝去上海上班的申请书。在申请书上，盖章是“灵宝市公安局网警大队”。王帅到上海后就此咨询了律师，被告知申请书和拘留、取保候审手续盖章不一致，不具备法律效力，建议王帅尽快回灵宝，否则公安机关随时都可以将其抓捕。
“信访办”，还是灵宝的“汉奸”？
“王帅帖案”被媒体曝光后，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被抛入了一个个漩涡当中。每天他能接到全国各地数十个电话，向他反映的都是征地、拆迁的情况，更有人千里迢迢跑来直接找到他。一些农民甚至买了烟、酒，跑去了王帅的老家，看见王帅的父亲就跪下了，“他们认为我家有背景”。
这些农民都希望王帅帮他们 “上媒体”，然而王帅实在无能为力，他只能把这些发过来的材料整理整理，理清人物、地点和事情经过，然后发至各个媒体记者的信箱。
在外面，他看起来殊荣备至，然而在他的老家河南灵宝市，王帅的个人磨难遭遇了几乎是集体冷漠。
村民们给他打电话，指责他是灵宝的“汉奸”，“败坏了灵宝的形象，让灵宝经济倒退了十年”。对方的逻辑是：工业要发展，必须要征地，征地就必然得违反政策，“这是地方发展和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
在他的母校灵宝一中，他成了师生中传播的典型负面教材。一个学弟给他发短信，警告他“千万别回灵宝，不然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
王帅陷入了一种经典的悲剧当中：他所爱的，也正是他所恨的。他对那块土地和那些人民心存悲悯，但是当他书生意气地强出头时，那些村民却把他当个笑话看待。
“我被抓时，我们村的人都认为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后来媒体曝光了这事，上面宣布复耕，他们本来地被征，每年赔1200块钱，还不用干活。现在政府让复垦种小麦、玉米，每年一亩收入肯定不到1000元，还得干活。农民觉得被我一闹，反而不划算了。”
在征地风波之前，当地村民以种植苹果为生，日子过得很是滋润。王帅家4亩地的苹果园，平均每年收入3万，即使果子每斤只卖七八毛这样的差年景，收入也能有2万。
那些苹果树都是培育十八九年的，正是产果的高峰期。“技术好的人家，每亩收入上万也是可能的。”
2008年5月，当地政府以建设五帝工业聚集区为名，“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公告中既没有征地的批号和批文，甚至也没有当地政府的公章，只有五帝工业聚集区的一个章在上面。
土地被征用后，除了地上附着物一次性赔偿，每年每亩地只有1200元的“生活补助费”。
灵宝方面在4月16日的答复中称，将把土地补偿款由原先的2.5万元每亩提高到2.89万元每亩，并承认“存在着土地补偿款未完全到位的问题”。
实际上，土地补偿款直到现在仍分文未付。
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中，的确批复了大王镇327亩土地的征用。不过，现在清理了地面附着物的土地却有近800亩——西王村近500亩，南阳村180亩，加上佛湾村的120亩。
在灵宝市官方就抓王帅道歉当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调查公告，称灵宝市在“补偿安置未到位”的情况下清理了土地上的附着物，并在上面建造围墙，已责令其拆除围墙并恢复土地原貌。
“说土地恢复原貌就是很扯皮的事情，原貌是什么，恢复得过来吗？”
土地已经全部复耕。在王帅看来，这不算一个让人欣慰的亡羊补牢，却是他招致当地村民骂名的原因——这些农民又要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后，才能收获那一点可怜的收入。
对这些村民而言，当年种植苹果树的幸福生活只能存在于记忆当中，就连不用劳动就能获得的每亩1200元“生活补助”——也被王帅搅了。工业区也办不成了，投资也撤了，于是，王帅便理所当然成了灵宝的“罪人”。
“他们本来一亩一般都能收入七八千块钱，上面给搞到每亩1200元，他们不怨政府。现在我让他们生活又倒退了，他们就怨我了。”
王帅的委屈是显而易见的，他痛感“我们那儿农民意识不行”——他们身为社会的最底层，却不清楚谁在真正侵犯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他又觉得“那些农民太善良了”，他们总是默默忍受，最会体贴领导。
在强势的公共监督力量下，失范的权力不得不纠偏改错——官员被处分，王帅得到了国家赔偿，平反的王帅也被民意丰满成“农民英雄”的形象。但对于王帅来说，他的担忧却是具体而细微的，他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别关心我，你们还是得关心我们那儿的土地问题。
他现在焦灼和忧虑的是，对当地农民来说，玉米与苹果的收益差距，该怎么来消除？
偶尔一两次，他也露出点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事情再发生的话，我会选择沉默。
生长果实的土地，和生长正义的法律和良心，都需要呵护备至。
(季天琴 来源: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