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人性命难免令人切齿，但其中也不乏让人同情的凶手，譬如湖北女子邓某。5月12日的《长江商报》报道，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公职人员在娱乐场所消费时，与女服务员邓某发生争执，邓某用修脚刀将对方两人刺伤，其中的招商办主任邓贵大经抢救无效死亡。据称，双方争执可能是因为邓贵大向邓某提出特殊服务要求，遭拒后，邓贵大拿出一沓钱抽打邓某头部，由此引发命案。

　　虽然说不上正当防卫，但在我看来，嫌犯邓某仍是一个受害者——如果那位招商办主任没有提出无理要求，如果他没有拿出钞票侮辱她的人格，修脚女工邓某不至于沦为杀人嫌犯。简言之，是被杀者逼迫一个弱女子陡然间转换了身份，她的命运将因此改写。事实上，这类事件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常见，亟待立法机构重视。

　　因为受辱而杀人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能被宽大处理。人们常见的“联名请求法官轻判”之类的新闻，正是基于杀人者的情有可原和法律空白而产生的。有两个著名的案例，相信大家还有印象。一是，银川市农民工王斌余，数次讨工钱无果，并屡受包工头侮辱。在讨薪过程中因受到包工头方面的暴力对待，他愤而连杀4人。尽管法学界呼吁对其轻判，但法院还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另一个例子是，辽宁修车师傅刘兴伟修的自行车被一辆私家车轧坏，双方发生争执，开车的一家人对一再忍让的刘师傅极尽侮辱之能事，包括甩耳光、棍子抽、辱骂等，最终导致刘师傅愤而杀人，致两死一伤。尽管当地居民为一向忠厚善良的刘师傅辩护，但法院还是以故意杀人罪判了刘师傅死刑。

　　近年来，权势者或钱势者侮辱穷人的事件频繁上演，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像圣经所说的那样“他打你的左脸，你让右脸也给他打”，是不符合人性的。兔子急了也咬人，何况人呢？但由于受辱杀人不符合刑法正当防卫的规定，在法律中又没有明确的轻判理由，对杀人者的判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鉴于受辱杀人者客观上也是受害者，因此我们呼吁立法机构在刑法中作出“受辱杀人”或“义愤杀人”的情形，对这类杀人者从轻处罚。

　　对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就有明文规定：“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将受辱杀人同故意杀人区别开来，我认为符合刑法宽严相济的原则，以及内地慎用死刑的法治精神。毕竟，义愤杀人者对社会的危害远不同于那些凶残的暴徒。期望，湖北女工杀人事件能成为法律宽待受辱杀人者的契机。（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