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给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想象和可能，人们可以放飞自己的梦想，也可以追逐自己的理想。时代给了樊建川这样的空间——从一个下乡知青、一个曾经的军人、一个辞官下海的商人，到投资近4亿元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樊建川通过他长达26年锲而不舍的收藏和积累，为我们的民族以及我们的后人，保存了一份民间对于历史的记忆。他以一个普通人对于民族的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做出了一件非凡的事情。

　　从小就爱上收藏

　　1957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樊建川，“收藏”从小就是他生命中具有特殊位置的爱好。他的第一件收藏品，是他五岁时在幼儿园的一张成绩单。樊建川说，这张成绩单诱发了他对收藏的爱好，这份成绩单现在已经成了他所收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件藏品中的一部分。后来，樊建川把上小学时的成绩单、通知书，以及“文革”期间当红小兵的胸章、臂章都收藏了起来。

　　1975年8月，高中毕业的樊建川开始了他的知青生涯。当时知青的出路主要有三条：招工回城、参军、推荐上大学，樊建川给自己未来的规划是当兵。1976年底，有两支部队来宜宾征兵，因为眼睛近视，樊建川被第一支接兵部队取消了参军资格。就在樊建川感到绝望之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还会吹拉弹唱，凭借这些专长，他打动第二支接兵部队的干部。

　　就在樊建川幸福而快乐地过着他的军旅生涯的时候，一天，教导员对他说：“小樊，时代在变，今后没有上过大学的，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不光是在社会上生存不下去，就算是在军队，如果不经过正规院校培养，要想继续发展也有问题。”接着，教导员对樊建川说，你应该想办法上学。

　　教导员的话打破了樊建川内心的平静，他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参加当年的高考！部队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但是，此时距离当年的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而自从离开学校后，樊建川从来没有摸过课本。在这20多天里，樊建川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白天他照常做连队的工作，晚上就分秒必争地复习功课，实在太累了才稍微打个盹。

　　两个月后，樊建川收到了分别来自地方和部队院校的两份录取通知书，他最后决定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两年后，樊建川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他选择了地处重庆的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这一年，24岁的樊建川成为一名排级干部，他的人生又揭开了新的一章。

　　从官员转战商场

　　来到第三军医大学，这个聪明而且勤奋的人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报到两个月后，樊建川就走上了讲台，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1988年，樊建川结束了他七年的教书生涯，他的军人生涯也同时画上了句号，他回到了故乡宜宾。

　　转业后，樊建川成为宜宾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办事员。1992年，这位深受书记赏识的秘书成为宜宾市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不到一年，组织部门找樊建川谈话，准备提拔他当市长。可就在这次谈话之后，樊建川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他觉得，自己有些眼高手低，观念比较超前，而且容易激动，有时会感情用事，当副手还可以，当正职就不太合适。

　　此时，樊建川的收藏已经蔚为可观，但他每月200多元的工资收入却难以支撑他的收藏嗜好。那时樊建川35岁，正年富力强，突然，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从他脑海划过：辞职下海。离开官场的樊建川带着总共2000块钱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成都。樊建川选择成都的原因很简单，成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收藏品集散城市之一，而且，樊建川在成都有很多搞收藏的朋友。

　　他租了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一家三口一人一个塑料便携衣柜，全部的家当都装在里面。三天之后，樊建川找到了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港资房地产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樊建川的简历很吸引人，他懂经济，当过地方官员，有管理才能，还会开车，竞争优势明显。

　　打工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这相当于樊建川在宜宾10个月的收入。一个月之后，他的工资涨到了8000元。在下海的第一年里，樊建川还做点小生意。到1993年年底，他已经积累起了十几万元的资本，他与几个朋友一起凑了100万元，注册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就是今天建川集团的前身。经过数年的成败起落，到2000年下半年，樊建川的公司已经跻身于四川省房地产公司十强。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在做生意之余，樊建川仍然去逛文物市场。这时，他的经济实力已足以支撑起他日益增长的收藏嗜好，他的收藏规模迅速膨胀，收藏的范围也越来越宽，一个世纪以来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文物都进入了他的视野。

　　为了搜集抗战文物，樊建川多次前往日本，并开始安排线人在日本守候，集中收购日本人称之为“二战品”的文物，看到多少就收多少，他将之称为“反扫荡”。他在日本仅购买、翻拍的照片就达30万张之多，还购回了1000多本日本二战时出版的画报，包括《历史写真》《支那事变写真》《日支事变画册》《北支事变画报》《国际情报写真》《支那事变画报》《武汉陷难画报》《跃进之日本画报》等，这些照片大多为日本记者所拍摄，还有1000多张日本士兵的明信片，这些当年的战争宣传品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一次，樊建川收集到一本侵华日本兵的日记，里面一段话使他极度震惊和愤怒：“今天我的将军给我发了一把刀，我想试一下它有多快，于是就把几个中国人的头给砍了下来！”语气轻松得仿佛是在做游戏。一腔热血在樊建川体内翻腾，他说，虽然这段历史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这些透着血腥的细节却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释怀！

　　2000年1月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事情，让这位平时低调的收藏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当年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他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最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判决东史郎败诉。

　　看到这一报道，樊建川从他的收藏品里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这张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8月再版的地图上清晰地标明了桥本光治虐杀中国人的那个池塘。樊建川向媒体公布了这幅地图，为东史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2000年8月，樊建川将他多年收藏的抗战文物写成一本书《一个人的抗战》出版，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的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知道‘侵华日军’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

　　在书的封底，樊建川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一个人都承担!”启功先生为樊建川的新书题了两个字：“旁证”。樊建川则为自己的收藏提炼出了这样的意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他决心建一座博物馆

　　2001年4月21日，四川省博物馆响起了一阵凄厉而令人感到压抑的警报声。“樊建川抗日文物收藏展”就在这穿越历史的声响中正式开展，他收藏的数万件抗战文物终于走出尘封已久的历史，展示在人们眼前。樊建川和一位老红军共同鸣响了他收集的这个当年随侵华日军一起来到中国的警报器，几十年过去了，它仍然释放着带有血腥和杀戮的气息。人们纷纷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这声音对他们来说遥远却绝非陌生。

　　2001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70周年之际，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赴香港展出，顿时引起轰动。2002年4月，樊建川在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抗战文物收藏展。此时，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已有上万件，他在纪念馆里转了转，一个想法渐渐浮现在他心头：建一个跟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样的民间抗战博物馆!

　　樊建川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自己的企业规模虽不算大，但以目前的积累建一个博物馆还是可以的，自己的藏品也足够办一个博物馆，而盖房子则是他的本行。但就在樊建川走出第一步的时候，他发现事情并不那么容易。他的问题在于，他想建一个规模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

　　樊建川首先想到的是北京，洽谈的结果是在卢沟桥地区可以划给他8亩地，有关方面认为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才占地十几亩，一个私人博物馆，8亩地足够了。樊建川又跑到上海，上海方面同意给他500亩地，但是高昂的土地转让金却让樊建川难以承受。之后，樊建川先后来到重庆和都江堰，建博物馆的计划得到了当地的支持，但在土地这一环上还是出了问题。

　　2003年年初，一次意外的机遇使四川大邑县的安仁镇进入了樊建川的视野。这个地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在这里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得到他想要的500亩土地，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将他的博物馆群逐一完成。樊建川迅速做出了决定：投资2亿元，集中建设一个占地500亩的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樊建川的博物馆梦开始成为现实。在安仁的建设工地上，巨大的施工机械日夜轰鸣，图纸上规划的25个馆正在一天天地破土而出。2003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成都兴建民间抗战文物馆》，樊建川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留下一个民族的记忆

　　在博物馆开始兴建时，樊建川就把开馆之日定在了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但是能不能开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能否如期完工的问题。办一个博物馆，不仅是把文物放在展馆中供人参观，更重要的是涉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

　　樊建川被有的媒体称为“机谋深沉的现实主义者”，商人务实的特质在这时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了与现实妥协和变通的办法，历经九曲十八弯，终于实现了他的目的——8月15日，建川博物馆抗战系列中的“抗战英烈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战俘纪念馆”等5个分馆以“试馆”名义开馆了。

　　这一天，樊建川26年来搜集到的上万件抗战文物中的精品与参观者见面，其中有14件为国家一级文物。而“正面战场馆”展出后，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肯定和赞许，很多离休的老前辈、老共产党员在参观之后，认为樊建川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樊建川十分欣慰地说：“中国人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看待和尊重历史，才能对未来负责，最终带来的将是民族的繁荣和强大。”

　　在做博物馆规划时，樊建川发明了“聚落”这个词，按照他的设想，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将由抗战、“文革”、民俗3个大系、25个展馆组成。樊建川想得更远，他想把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分门别类地建成博物馆。他还考虑增设一个华夏名人系列，把中国百年历史中的著名华人都收藏到他的博物馆中。

　　但是，樊建川的梦想相对他的实力显然过于庞大了。他只持有建川集团50%的股份，在建博物馆的时候，樊建川选择了一个国有企业合作，但是这家企业在中途突然退出，以致资金出现巨大缺口，工程面临停工。樊建川只好把公司在成都的办公楼卖给一家保险公司，得到了近5000万元资金，才使工程得以进行下去。

　　尽管资金吃紧，樊建川对博物馆的质量却非常讲究。每个馆他都请最好的设计师设计，美军馆他请来了美国建筑设计协会主席怀登先生设计，侵华日军馆由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设计。博物馆外建起了一个“壮士广场”，这里矗立着一组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中国抗战英雄群像，在202人的群像中，有为国捐躯的赵一曼、杨靖宇、谢晋元、张自忠、王铭章、左权、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日英雄。同样带给参观者视觉冲击力的还有樊建川策划的“手印广场”，3500个印在玻璃钢上的抗战老兵手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半个多世纪前，就是这些普通庄稼人的手，挡住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樊建川希望以此唤起中国人的血性。

　　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抗俘馆”是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为战争中的俘虏建造的博物馆。如今，由程泰宁院士设计的抗俘馆，已经获得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最高荣誉奖——“梁思成建筑奖”。

　　樊建川还把从日本搜集到的老画册翻译整理，编成一本书，取名《抗俘——中国抗日战俘写真》。2006年7月5日，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首发仪式，这本“献给为国流血牺牲的抗俘同胞”的书，因其独特的视角被学界评价为“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2006年，以色列驻华大使来到建川博物馆，当他看到馆内如此众多的抗战文物竟然出自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收藏时，感慨万千。临别，他写下了这样一句留言：“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曾经有人质疑，樊建川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樊建川说：“我只想对这个民族有所交代。”从筹建博物馆开始到2006年，这位精于计算的投资者和房地产商已经在博物馆项目上投入了3.5亿元，但是直到今天，他规划的抗战系列、民俗系列、红色年代系列3大系列25个分馆还有许多尚未完工。包括维持博物馆的运作和生存，所有资金全靠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的赢利来维持。樊建川说，他经营企业的动力完全来自于收藏和建博物馆，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他也许早已经离开了这一行。

　　2007年，樊建川在一份经过公证的遗嘱中留言：在他去世之后，建川博物馆将全部捐献给国家。樊建川的妻子和女儿对他的博物馆事业和收藏没有任何兴趣，樊建川觉得由政府来接收博物馆是最好的归宿。当初对樊建川辞职非常不理解的宜宾市委书记孙文启，如今经常会到樊建川的博物馆来走走。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袭击了四川汶川。樊建川是重灾区都江堰最大的房产开发商之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建川集团在都江堰开发的房子，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没有一幢倒塌。在余震频仍的时候，樊建川就带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组成的两支队伍奔赴抗震第一线汶川县映秀镇和都江堰地区收集文物。 一个月后，“震·撼——5·12～6·12日记”展览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尚未完工的“红色年代镜鉴艺术馆”开展。樊建川决定，增资2500万元建设一个新的地震博物馆，将在2009年地震发生一周年的时候对外正式开放。

　　200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樊建川建成了他的第11个博物馆——改革开放博物馆。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樊建川正在筹建一个以新中国60年的民间记忆为主题的新馆，他希望建川博物馆能够与时代同行。樊建川的故事还在继续，走过30年的风雨，樊建川的奋斗已从改变个人命运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建川博物馆和樊建川的身上，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一天天地变得成熟和自信，正在越来越精彩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来源：《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