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者 玄武区

　　我出生的村庄，时至今日依然贫穷落后，可那是我的故乡，是我的精神家园，那里还埋着我三位至爱的亲人——爷爷、奶奶、姑妈。姑妈去世时年仅55岁，想起她操劳的一生，想起她对亲人和对我的好，我常常眼含热泪。

　　姑妈十六岁便成家庭顶梁柱

　　我是母亲从南京回到了父亲的老家湖北省老河口市时生下来的。我的童年是在爷爷、奶奶和姑妈身边长大，直到7岁多才回南京上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还非常的贫困，记忆中那时能吃一顿大米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的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体制，每一个社员的口粮是按社员上一年参加大队的生产劳动所挣下的工分来分配的。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不能参加大队的劳动，挣不了工分，家里的壮劳力就是年仅十六岁的姑妈，我户口在南京也分不到口粮，就靠爷爷奶奶和姑妈省下米面给我吃。记忆中每天清晨，第一声公鸡打鸣姑妈就起床忙碌，先到村口水井边挑上一桶水回来把家里的水缸灌满，然后帮着奶奶在灶膛生火做饭。匆匆吃完早饭，6点多，上工的钟声敲响，姑妈扛起锄头或是背筐走出家门去上工，她肩扛农具出门的背影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七十年代初，我五六岁了，会跟着大人去地里玩耍，看到十几岁的姑妈和那些男人一样，挑肥、拔草、施肥、耙地。夏天里，烈日下的姑妈脸庞被太阳晒得黑中发亮，破旧的短袖汗衫常常被汗水湿透；冬天里，年轻的姑妈有时背起背篓去村外捡粪便以备春季肥田；有时走出10多里地去砍柴以备灶膛之需，早上出门，中午或者下午回到家里，雪花纷飞的冬天，身背沉重柴火的姑妈，额头却满是汗水……在我童年记忆中，姑妈就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家庭顶梁柱。

　　姑妈背着年幼的我去看电影

　　姑妈其实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她是在一岁不到时被爷爷奶奶抱进家门的。我在乡下生活了七年多，和爷爷奶奶还有姑妈朝夕相处，培养出的感情远胜过了父母。我是爷爷、奶奶的长孙，他们特别宝贝我。

　　记得我五六岁时，大队部晚上有时会放电影，这对于文化生活贫乏的农村人来说是令人异常兴奋的事情。姑妈会早早地把晚饭做好，吃完晚饭领上我往大队赶。

　　我们村子离大队部有两三公里的路程，年幼的我不愿意多走路，姑妈就背上我，一路哄着我：“辉，电影是打仗的，好看哦，我们快走。”年轻的姑妈带着对电影的向往，背着我这个侄儿，一路欢笑跑在乡间的土路上。看电影的老乡非常多，我被人挡着看不清的时候，姑妈就把我扛在肩上。农村难得放一次电影，有时候会两部片子连放，到看完回家早已是深夜了，孩童的瞌睡多，往往回家的时候我就困得不行了，这时候姑妈又会背起我，我在她温暖的后背上渐渐睡去……

　　七十年代的鄂西北，冬天异常寒冷，早上起床对一个五六岁的孩童来说是蛮痛苦的。为了不让我受冻，姑妈都会在生火做饭的间隙把我的棉衣、棉裤在灶膛口烤热再给我穿。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姑妈蹲在灶膛口给我烤棉衣、棉裤的情景我的心里都充满温暖。

　　因为我调皮，姑妈挨爷爷打

　　男孩总是调皮的，我也不例外。童年的我和村上的小伙伴爬树，到小河沟摸鱼，到地里挖地瓜。在带来无限快乐的同时，也会时不时发生争吵和打架。我身体瘦弱，争吵的结果往往是我吃亏，每当这时，姑妈都会像母亲呵护自己孩子一样领着我去找人评理、吵架。

　　记得我六岁时，一次自己调皮，和村里的小孩追着玩，不小心摔在放在门口的锯子上。夏天腿是裸露的，我的右腿膝盖被锯齿划出了一条很深的口子，血流得很多。姑妈见状吓得面如土色，爷爷心疼孙子，怪姑妈没有看好我，上去就给姑妈一个耳光。在爷爷的叫骂声中，姑妈背起我就往大队卫生院跑……当我包扎完毕，姑妈累得几乎虚脱。回家后，爷爷还在气头上，拿起擀面杖就打在姑妈的头上，鲜血顿时溢出她的额头……

　　成年后，和姑妈相见回忆起我在老家的生活，姑妈常常笑着对我说：“辉啊，你小时候在家里，为了你我没有少挨爷爷的打哦。”她说话的神态是对往昔追忆的温馨与甜蜜，可我如今想起姑妈为我吃的苦，我却无法报答而满怀愧疚。

　　到南京上学后，和姑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只能通过写信互通信息。姑妈不识字，只能请老家识字的人给我写信，她和奶奶问得最多的是我的身体好不好，学习好不好，并说，如果我跟不上大城市的学校就回老家来。每隔几年，姑妈和奶奶都会给我们寄一床棉花胎，我知道那是奶奶和姑妈用一个或两个夏天，在大队的棉桃摘完后，在地里寻找漏摘的棉桃，积攒够了，再去籽晾晒纺成棉胎。

　　姑妈给我孩子最后的压岁钱

　　天有不测风云，2007年10月，表弟从广州打来电话哭着告诉我姑妈得了晚期肝癌。此时，我的心里感到揪心的痛，想起小时候和姑妈在一起的温暖日子；想起2001年我结婚带爱人回老家，姑妈在十分窘困的生活状态下还拿出600元钱给我爱人作见面礼；想起2002年，我孩子出生，依然贫困的姑妈，从老家给我寄来她做的棉衣、棉裤、棉鞋并且还在包裹里夹了200元钱；想起她操劳一辈子，生活终于好起来了，她却得了这样的不治之症。我放下电话哭了很久。

　　姑妈在广州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医生悄悄让表弟回去准备后事，说再做治疗意义已经不大了。

　　2008年春节，姑妈回到了老家，我赶回去看望她。春节那几天我陪在她身边，尽量多和她说说话，除了病情，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让我好好过，把孩子带好。我走的时候，姑妈让姑父给我1000元钱，说是给我孩子的压岁钱。我不要，姑妈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想给也没有机会了。”看我推辞，她发了火，我只好收下这满含爱意的1000元。

　　2008年6月初，我弟弟也回老家见了姑妈最后一面，他回来后告诉我，姑妈虽然嘴上说不要我回去，可她心里还是想见我。

　　7月15日，表弟打电话告诉我姑妈快不行了，他说：“大哥，我妈还是想见你。如果你忙就不要回来了，我跟她说你走不开，我妈的后事我会处理好的。”接完表弟电话后，我赶回了老家。躺在病床上的姑妈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完全脱了形，全身浮肿，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第二天上午，姑妈突然睁开了眼睛，她看到我，吃力地伸手招呼我坐到她的床头。我握着她的手，说：“姑妈，你好好养病，我不走，陪着你。”姑妈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话：“娃子小。”直到这时候，她虽然想见我却又怕我顾不上自己的小家。

　　7月20日上午，姑妈走了。下葬那天，天空下起瓢泼大雨，似乎和我一样在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