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姜伟导演的谍战大戏《潜伏》持续热播。这部反映上世纪40年代军统天津站地下斗争的电视剧，场面扣人心弦，情节曲折离奇。而由孙红雷、冯恩鹤等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鲜明生动。观片之余，观众可能会萌生好奇：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军统天津站吗？如果有，真的是如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吗？

　　军统天津站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关于建立军统天津站的由来，在原著小说《潜伏》里，作者龙一是这样写的：“如今，日本人被打败了，他跟随上司来到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站，上司任少将站长，他是少校副官兼机要室主任。”小说的这段描写并不确切。实际上，早在1932年，军统天津站就已经设立。日据时期的天津站身处沦陷区，曾为抗日战争出过力。

　　天津站浮出水面

　　在电视剧中，孙红雷扮演的主人公余则成，是1937年加入上海青浦特训班，从此踏上特工之路的。而军统特训班的历史，始自“力行社”所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其中就有“情报人员训练班”。当时戴笠是主任，成立于1932年3月底。当时的学员都是考自军校各期毕业生，还有其他有情报性的各界人士。这个训练班的正式名称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郑介民主管教务，戴笠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

　　1932年9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当时还属于非编制单位。戴笠担任第二处处长。不久，又在北平和天津建立情报工作站。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是郑士松。1933年5月7日，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发生了一场震惊天下的大案。正是这场大案，让军统在沦陷区的“天津站”浮出了水面。

　　天津站首任站长郑士松，其实姓王，原名仁锵，后来改名王天木。郑士松曾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学习过。后来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还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郑士松体型适中，五官端正，浑身上下找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颇为符合秘密工作的身份。他喜欢穿最时兴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是讲究的绅士派。“王大哥”混迹于社会各界，颇有人缘。

　　郑士松是戴笠的老朋友。他们交情深厚，差点成了儿女亲家。在郑士松的努力下，天津的工作很快就颇具规模。郑士松常常教导手下：“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因为在工作活动的过程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他自己也常带领手下，深入各地，了解风土人情和社会众生相。

　　当时日本军方正企图在华北制造“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以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日本在华北派遣有大量特情人员，他们策反的对象是北洋旧军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与日本勾结。军统向平津站发布命令，秘密除掉张敬尧。

　　1933年秋，军统北平站扩大编组，由白世维任行动组长。与此同时，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由王天木兼任组长，组员有七八人，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至此，北平站与天津站都正式建立了行动单位，同时增补武器装备。天津的特别行动人员，全部是河南省籍的人。他们大都追随过王天木出生入死。这些人对于玩枪这一套，个个都有历练。

　　实际上，当时整个军统的华北地区特别行动，都由王天木负责。他是刺杀张敬尧计划的主导者。王天木在天津、北平两地奔波，最终将张敬尧击杀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王天木与“箱尸”案

　　不久，北平又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天津站的行动组员在北平闯了大祸，闹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最受瞩目的新闻。甚至还惊动了蒋介石，让戴笠亲自来北平处理此事。这就是至今还众说纷纭的“箱尸”案。

　　1934年春，据说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王天木与天津行动队员胡大虎等人去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青楼，他们与人发生冲突，胡大虎本是黑道出身，结果把对方给打死了。尸首放到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运走。他们本以为这事能无声无息地摆平，可没想到“箱尸案”竟然轰动了北平城。大报小报纷纷刊登，最后传到了蒋介石耳朵中。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处无期徒刑，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服刑。天津站站长，改派王子襄继任。天津站全面进行改组，所有人事进行大调整。至此，原天津站行动组无形解体，那些行动人员，也分别予以安置或处分。王天木实际上服刑两年。到了抗战时，军统急于用人，这才释放了王天木。

　　不过据史实研究，当年北平侦缉队的侦破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假案。可蒋介石又为什么这样严厉地处分军统平津区的情报人员？这个疑问，如今都已经湮没在真假莫辨的历史档案中了。

　　王子襄的神秘死亡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是王子襄。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他在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领有行医执照，是一位正式的西医。王子襄生于1904年。身材高大，眉清目秀，挺拔俊逸。他的家境很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王子襄任职天津站新站长时，还是单身。戴笠为什么会让王子襄出任天津站，可能是因为他忠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学识能力和职业地位。

　　此时的天津站青黄不接。原有的行动组员已全部调离，而新的行动单位尚在建立之中。特别行动主要由北平站负责。而侦查任务，按组织体系则由天津站负责。因为天津站新站长王子襄本人刚刚着手工作，具体情况由天津情报组组长吕一民与北平站站长协调，听其调配。当时的北平站站长是陈恭澍。

　　1934年夏天，军统平津情报站在组织系统上和作业程序上，都有了改变。原先主持华北地区工作的特派员郑介民，奉命调回南京。特派员一职，暂由邢山代理，不久又由张行深接任。北平站和天津站的对上关系，也由单线传达改为双线来往。平津两站的工作，不一定非经特派员进行传达，因此两站的独立性与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然而，就在天津站组织重建成功，即将开始新工作的时候，第二任站长王子襄却离奇死亡了。

　　王子襄是西医出身，他的家也就是他的诊所，客厅平时招待客人，有病人前来就医，就成了诊室。客厅有几个大玻璃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药瓶。王子襄有个爱好叫“试药”。他常常一个人拿自己作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有人劝说他这很冒险，可是他却我行我素，试验如故。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方式之一。因此，往往有军统特工爱开玩笑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就是那种随便弄一点放汤里茶里什么的，能立即溶解不留渣滓，喝下去让人立马翘辫子。结果王子襄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

　　一天傍晚，天津站人员吴萍发现王子襄独自倒毙于家中。床头的小凳子上，还摆着几个小瓶子，旁边还有一个玻璃针筒。当他们把王子襄送医院急救时，已宣告不治。事后证实，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差错？还是遭人陷害？这又是一桩湮灭在历史中的悬案。

　　1934年是天津站的灾年。先是老站长王天木入狱，半年不到，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的站长，空缺了好久，军统也没有派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平津的特情工作，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除了天津站属下的情报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等到吴赓恕任职天津站长，已经是1935年到1936年的事情了。

　　天津站的日常工作由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和军情组组长郑恩普共同负责。此时的陈恭澍往来于平津，负责整个华北区的日常情治事务。实际上，陈恭澍身兼着北平站与天津站站长的双重角色。正当陈恭澍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又出了意外。他在老虎桥陆军监狱被关了半年。到1936年，陈恭澍才出狱复职，担任天津站站长。据《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