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生，安徽歙县人，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等职。1965年1月至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8年增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

　　老一辈的中共高层政要，他们五六十年代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又是怎样面对和教育子女的？柯庆施同志的女儿通过对年少时家事的回忆，展示了高干家庭生活的真实景象。

　　无法忘却的瞬间

　　中共中央调爸爸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4年8月下旬，爸爸忙完江苏省一届一次人代会等工作，深情地挥别了休戚与共五年的南京人民和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前往上海。

　　抵沪后，安排我们住进湖南路262号。这是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市军管会接收的房子。1949年10月至1950年11月，上海市市长陈毅在此住过，之后他搬往南京主持华东军区的工作。二野政委邓小平亦曾居于此处。

　　刚到上海时，夜空中经常闪耀着防空部队雪亮的探照灯光柱。上海跟南京一样，解放初期，时常受到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用飞机的轰炸与骚扰。蒋军飞机从舟山起飞到上海易如反掌，因此随时要提高警惕。

　　一天晚上，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陈扬秘书的夫人孙立娟在屋里边织毛衣，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我和五四在阳台上唱儿歌跳绳。一派平静轻松的和平景象。

　　突然，灯灭了，收音机哑了。是防空部队因发现敌情而实行灯火管制。一个五岁的幼小心灵永远无法忘却那一瞬间：在一片黑暗中的惊慌和对光明的渴望。

　　小土包子们大开眼界

　　爸爸说我们姐弟三人是三个小土包子，需要见见世面。爸爸请孙阿姨陪同初次来到上海的妈妈和孩子们见识大上海。爸爸说，带他们去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公司看看自动扶梯吧。看见人们站着不动，就能随着一条长长的梯道升上了楼，小土包子们大开眼界。这台自动扶梯在当时的中国，只此一处。

　　爸爸为了帮我摘去土包子的小帽儿，带我下馆子。这是爸爸唯一的一次请我吃饭。这家馆子太气派了！大理石的地面，大理石的圆立柱，带浮雕的墙面，富丽堂皇。这就是上海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文化俱乐部，是上海工商界人士的活动场所。我们终于在一张摆着鲜花铺着雪白台布的小桌子前就座。

　　站在不远处落地窗前的一对衣着整齐、举止文雅的中年夫妇，向我们走来。男士中等个子，戴眼镜，他就是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副市长和夫人微笑着与站起身来的爸爸握手，然后把微笑的目光一齐转向我这个五岁的小土包子。潘夫人听说我是第一次吃西餐，关心地告诉我，使用叉子时要慢一些，注意别被扎到。面对寒光闪闪的刀和叉，不由得不小心翼翼。那把三齿钢叉可以毫不费力地穿透炸猪排，扎伤舌头一定同样轻而易举。回到家，妈妈问西餐好吃不好吃，我说好吃，还胜利地宣布，没有被刀叉伤到。

　　爸爸带我去武康路潘副市长家中做客，家中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没有孩子的家庭才能如此清洁规整。潘夫人请我吃糖，剥开晶莹的糖纸，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巧克力的魅力。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57年上海的夏天闷热难当，晚饭后忽见爸爸的那辆老式黑色别克轿车开了回来。是警卫员秦尚荷叔叔，他说：“首长派我来接你们去友谊电影院看戏。”

　　妈妈说：“都八点钟了，不去了吧。”妈妈从不参与爸爸的工作，更不喜欢出头露面。

　　秦叔叔坚持：“首长说了，一定要请你带六六去看戏。”他就是不说，毛主席也去看戏。

　　妈妈常对我说：“你爸爸的嘴太严。”爸爸说话一贯谨慎，在家里从不谈论工作，从不议论上级、同事与部下。毛主席到上海的事，他也从不告诉家人。

　　友谊电影院位于中苏友好大厦北侧。我和妈妈在冷气开放的剧场的右侧边就座，神奇华丽的顶灯在进行灯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红忽蓝、绚丽多姿。显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后面的观众站了起来，接着全场观众都起立热烈地鼓掌。

　　我看清与爸爸并肩步入剧场的、身材同样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主席。这是我记忆中首次见到毛主席。灯光转暗，戏要开演了。秦叔叔走来说，爸爸要找我过去。我走到毛主席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见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便微笑地说：“给毛伯伯行礼。”

　　我轻声说：“毛伯伯好！”并向他行礼。

　　毛主席慈祥地向我微笑，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那晚演的是什么戏，我一无所知。事隔十几年后，遇到市委招待处的一名职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说大家当时谁也不在看戏，一心只想多看看毛主席，所以连我去向毛主席问候那一小会儿工夫的事也看在眼里。

　　住花园洋房“心里不踏实”

　　1959年春节前，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他十分满意地走进了我们的第六个家——上海南部近郊的东庙工人新村。东庙一村早已住满工人住户。我们住在东庙二村一幢三层楼房，一层住的是警卫员秦尚荷和司机郝俊两家人，秘书陈文一家住在三层。我们家在二层，房间都不大，会客室里摆不进沙发，但爸爸就是喜欢这样的家。

　　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的史坚叔叔来看望爸爸，他问：“柯老，你为什么要搬到工人新村来住？有人有意见的。”爸爸说：“你不知道上海是什么地方。党员干部的作风，不抓不行。”

　　东庙一村与二村之间，未筑高墙，未设门房，工人们都知道邻居是市委书记。难得一个星期天，爸爸兴致勃勃地走出家门，工人新村里的沙土路尚未平整，新栽的小树苗嫩生生。他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工人新村里轻松漫步。下班回家的工人与市委书记相遇，互相致意，邻里之间暖融融。

　　孩子们也喜欢东庙工人新村的家：这里的邻居多，小伙伴也多，可以开心地在院子里追跑打闹；这里没有高墙的限制，没有门卫的盘查；一出门就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上车就有座位。经常有孩子来找我们玩儿，家中总是热热闹闹的。

　　爸爸在上海工作十年，经常搬家。除了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由于爸爸不喜欢独门独院的花园洋房，他认为国家尚处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住这种房子脱离群众，心中很不踏实。住在工人新村虽然很合爸爸的心意，但作为市委办公厅存在不便之处。我们又要搬家了。

　　最容不得背后“搞鬼”

　　1959年冬天，妈妈与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等同志一起寻找房屋，她选中康平路165号的爱棠公寓。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自从1960年初，我们家搬到康平路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直到1983年12月底，我们随妈妈离开寒风刺骨的上海，搬到室内温暖如春的北京定居。

　　爱棠公寓在1940年代是法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公寓。我们搬进来以后，这里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集体宿舍和市委办公厅。爸爸非常满意这个家：住房面积不大，上下班不用坐车，与同事们互为邻居。

　　我们家楼下三间屋的另外两间最里面是客厅，靠近大门的那间是“多功能厅”。说“厅”太夸张，“多功能”，就很确切。屋内窗前摆着一张双人写字台，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爸爸的秘书、警卫员、司机，只要听到爸爸的召唤，一律有力而利索地回答：“有！”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作风。

　　这间房又是爸爸的会客室。下班后，一些中央来的同志或本市的局长、部长找爸爸谈工作，分别坐在双人写字台的两边，爸爸与来客一人一杯茶、一支烟，面对面倾心交谈。

　　这间房还是爸爸的休息室。晚上难得闲暇，爸爸坐在写字台前玩几把扑克牌。他的牌局有固定的人选，他与司机郝俊打对家，秘书陈文与警卫秦尚荷打对家。人手不够时，固定的替补队员是同院住的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苏超或方扬。孩子们可以站在一旁观战，但是要严守观牌不语的原则，更不能做小动作。爸爸最容不得的事情是不光明正大、背后做小动作，他称之为：搞鬼！

　　值班室写字台上有黑、红两部电话机，党中央、华东六省和上海市都通过这两部电话，同爸爸时刻保持联系。

　　办公楼北侧，有一块绿茸茸的草坪，被孩子们称作前花园。在我们家的门外也有一块草坪，孩子们习惯称作后花园。一天下午，爸爸要出发，当他走出家门临上车时，朝喧闹的后花园草坪望去，发现小弟正被小伙伴骑在了身下。半个月后，爸爸从外地开会回来，一下火车就问去车站接他的小弟：“被人骑在身下的滋味好受吗？你为什么不反抗？”

　　后来，妈妈经常提起这件事，说：“你爸爸心中虽然装满了工作，但是小弟‘胯下受辱’之事一定引起他很多思考。出门半个月，心中还惦记这件事。”

　　餐桌是国情的晴雨表

　　市委办公厅南门外面对着一条小径，两旁栽种着各色花草与绿树，这是爸爸上下班必经之路。夜幕降临，孩子们常常站在小径南头的路灯下，紧盯着北头的办公楼，大家称它为小礼堂的那扇透明的玻璃门，眼巴巴地等待爸爸下班回家一起吃晚饭。

　　我们家的餐桌可以说是反映中国国情的一张小小的晴雨表。爸爸立下严格家规，谁也不许违背：老百姓家里吃什么，我们家就吃什么。爸爸吃饭时，常向炊事员询问市场当天的菜价和供应情况。他把上海人民的一日三餐，时时记挂在心。爸爸常说：“家常便饭最可口。”为了让爸爸吃到可口的饭菜，妈妈经常亲自下厨房，有时爸爸工作到深夜，妈妈就为爸爸和他的同事们下碗热乎乎的面条。每年爸爸过生日，妈妈都会亲自去厨房为爸爸做他最爱吃的北京风味打卤面。孩子们过生日也吃打卤面。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家的餐桌上不见荤菜。一天中午，我们姐弟放学回家正围着餐桌吃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阿姨来了。她见桌上只放着一碟青菜就对妈妈说：“你给孩子们吃得太简单了，会影响孩子长身体。”妈妈告诉光美阿姨：“柯老要求很严格，不许在生活上搞特殊化。他连供应我们家的鸡蛋都不许买。”

　　爸爸常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使自己心里没有什么个人得失，没有自己小天地的得失，只有整个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坚决反对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以权谋私。他以身作则，从一点一滴做起，去外地、去基层视察工作，坚决不允许设宴招待他；下乡蹲点，坚决不接受生活照顾；没有人敢给他送礼；他召开家庭会议，减少按照规定为他配备的工作人员。几年中，家里没有炊事员。直到他去世，家里没有公务员。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早日渡过难关，毛主席带头减少自己的工资，爸爸也减少自己的工资，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恢复。

　　据《天天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