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罗伯逊　　

　　版本：新星出版社

　　1649年查理一世在白厅前被砍头。这一事件，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暴力血腥的记忆之一。

　　接手起诉国王一案的约翰·库克“出身卑微”，从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奋斗至格雷律师公会律师，并最终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四百年后，杰弗里·罗伯逊对约翰·库克发生了极大兴趣，并为后者撰写了眼下这本《弑君者》。罗伯逊并非历史学家，作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法官，他不仅参与起诉皮诺切特（1973-1990年间智利首脑）和班达（1966-1994年间马拉维总统），还对审判萨达姆·侯赛因的法官做过培训。约翰·库克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前辈乃至标尺。

　　1649年，绝大多数律师已经逃到乡间，按照法律处死国王使法官们不寒而栗。库克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个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事实上早在其接下卷宗的一刻，保皇党就已将他视作暗杀目标。在友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案子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他们把他交给我了”。这句带有宿命论意味的话，与“有之，请自嗣同始”依稀相似。

　　罗伯逊发现了更多库克不为人所知的超前之处。他呼吁废除死刑、号召律师免费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或许是因为出身贫农和身为虔诚清教徒的双重属性，库克并未染上许多律师独有的职业陋习。对此，作者不禁调侃，自古至今，律师与妓女，这两个行当是变化最小的。

　　在1649年的审判中，国王被允许抗辩和交叉询问，而当查理一世的儿子重回王座对审判其父亲的“弑君者”们进行肃清的时候，库克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用来认罪或拒绝认罪———两种回答的结果实际上并无不同。之后，“弑君者”被施以酷刑，然后大卸八块，情状惨绝人寰。重写这段历史，杰弗里·罗伯逊的目的显然并非止于让世人认识约翰·库克。

　　在与读者的交谈中，杰弗里·罗伯逊表示，尽管处死国王有着警示统治者的意义，但处死这一判决本身却是个错误。国王之死成了一场表演，“查理一世成了烈士”，而敬畏对绝对权力的民众却百感交集。

　　审判统治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势力的左右，甚至沦为一场政治秀。罗伯逊在谈到对萨达姆的审判时，毫不讳言地指出，这是一出政治审判，而非法律审判。在这之前，他还参与了一场对萨达姆的量刑是否应包括死刑的辩论，其所代表的“流放派”提出将萨达姆流放至芬兰、圣赫勒拿或者极北苦寒之地的建议，但终究输给需要以萨达姆死亡来做了结的美国。

　　尽管从程序到结果都存在着各种漏洞和待商榷处，但作者仍然以裕仁天皇的逍遥法外和东条英机的颐养天年来反证由约翰·库克开辟的这一事业的举步维艰。

　　关于弑君一事，库克曾有自我评注，或许也是《弑君者》这本书的用意所在：所宣判的不仅是一个暴君的死刑，同时也是将暴政送上断头台。因此，如果法官中有人变成暴君的附庸，他们同时也对自己宣判了死刑。

　　□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