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填埋、堆肥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事实，焚烧一度被认为是更环保的垃圾处理方式,实际上，在欧美日本，焚烧垃圾已被禁止，因为焚烧垃圾会产生严重致癌物质二恶英。而中国为什么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推广垃圾焚烧呢？本文揭示了其中奥秘……

　　垃圾恶臭扑鼻

　　原先住在北京高安屯的居民已经被搬迁，现在马各庄，则成了距离高安屯垃圾场最近的居民区，仅有600米。一位陈姓村民说，早年的垃圾场并没有臭味，他们也没在意。“从2005年开始，路上的垃圾车越来越多，臭味就严重了。”

　　600亩大的垃圾场方圆几公里内，分布着万象新天、天赐良园、榆景苑小区、柏林爱乐、优点社区等居民小区，以及北京物资学院等数个高等院校，常住居民已达数十万人。此外，正在兴建的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两限房“常营两限房”，距离垃圾场仅1500米。

　　2002年入住柏林爱乐小区的赵蕾感受很深刻。在她记忆里，2005年偶尔有味道，2006年每个月闻到一两次，2007年每个星期能闻到，2008年基本就是天天每时每刻都能闻到。赵患有呼吸系统疾病，臭味让她喘不过气来，她经常夜里两三点被憋醒。

　　2009年4月7日，记者驱车从后门进入戒备森严的高安屯垃圾场。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场内绿化工作并不差，树枝吐绿，春草返青，黄蓝色小花点缀其间随风摇曳。到了作业区附近，方才恶臭扑鼻。朝垃圾场西南方望去，“常营两限房”正拔地而起，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

　　在北京16座垃圾填埋场中，高安屯的设备最先进，也最具争议。

　　王维平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是北京市垃圾处理的智囊人物。“有臭味的垃圾场大多没有按规定运行。”他说，“按规定运行是有国家标准的，比如说垃圾来了当时就得推平压实，暴露的垃圾作业面积不能超过660平方米，排出来的水当天就得抽走。如果放那一个月，能不臭吗？都成黑汤子了。”

　　王维平说：“高安屯填埋场设计能力是1200吨，现在每天进4700吨，能没臭味吗？”

　　3月9日，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公开表示，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设计总处理能力为每天1.03万吨，而现在北京的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处理能力缺口每天高达8000余吨。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业主抱怨的垃圾恶臭，垃圾处理部门左右为难。从环保角度考虑，高安屯垃圾场整体搬迁无疑能大快民心，但搬到哪里去是个问题。

　　“如果垃圾场选址太远，垃圾运输的成本将大大提高。”王维平解释：“垃圾车的合理运输半径是多少？14.5公里，超过这个运距，吨成本就不合理了。天天都要运，财政将不堪重负。”

　　这意味着，多数居民最盼望的垃圾场搬迁方案，实现的希望极为渺茫。

　　垃圾围城下的抉择

　　跟踪了20年的城市垃圾，王维平被视为国内垃圾研究的第一权威。

　　1983年，北京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垃圾围城”。王维平回忆说，当时利用遥感技术发现，沿着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堆！“垃圾包围城市”名副其实。为突破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赶工建设了23座垃圾处理设施，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此次垃圾巨兽卷土重来，来势更加凶猛，袭遍全国。《人民日报》4月1日援引建设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一旦垃圾桶变成了一个炸弹，谁都会把它放在第一位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环保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赵章元说。

　　如何拆除这枚巨型“炸弹”的引信？20多年前，北京的选择是填埋；这次，答案变成了焚烧。

　　2008年7月28日，北京市首座大型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当地媒体报道如此描述它的重大意义：“这意味着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方式由填埋开始转向焚烧处理。”当然，对附近的居民来说，填埋场的旧臭未消，垃圾焚烧又添新忧。

　　北京市政管委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仅有2％采用焚烧方式。与国内其他城市比较，北京已经远远走在深圳之后：深圳已建垃圾焚烧发电厂7座，日处理垃圾11370吨，焚烧发电处理量已占总处理量的40%以上。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被认为是学术界坚定的“焚烧派”。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的困难，根本原因在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

　　在北京市相关管理层中，焚烧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市政管委会各类公告中，“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成为曝光率极高的一个短语。而这个理念，最早正是由王维平提出来的，“北京填埋不是方向，就得发展焚烧，综合治理也在积极探索。”

　　放眼全国，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建设高潮已经掀起。王维平掰着指头，历数已经拥有焚烧炉的城市：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温州等等，这个名单中的城市还在不断增加中。

　　北京正在加快焚烧的步伐。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表示，要在2015年实现40座设施的建设，其中，将加快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目前，高安屯厂正在调试中，南宫的土地已获批复，六里屯焚烧厂正在进行专家论证，目标是保证2015年焚烧量达到每天8000余吨，这正是目前北京垃圾处理能力的一个缺口量。

　　与此同时，与垃圾焚烧有关的争议也日趋白热化。争议的焦点，就是焚烧产生的致癌物质二恶英。

　　焚烧背后有利益集团

　　60多岁的赵章元，是目前国内坚定的“反焚烧派”，他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就按照欧盟标准0.1纳克，但它的累积效应是最可怕的。”

　　他介绍说，二恶英的半衰期是14—273年，等衰减完了需要百年左右，基本就可视为不降解。它在人体里累积之后，会越来越多，迟早还是要发病的，无法避免的。不管在欧洲还是日本，焚烧炉周围民众都出现了癌症高发区。

　　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的王维平，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处于对人体健康的范围内。理论上，垃圾焚烧温度在320摄氏度与820摄氏度这个区间之外，不会产生二恶英，所以需要在3秒内从820摄氏度以上快速降到320摄氏度以下，“这样二恶英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你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它，除非你不产生垃圾。”王维平的话中透着无奈。

　　让赵章元担心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目前国内不严格的管理状态。“现在国内约50台焚烧炉，几乎都是处于不饱和等不良状态下生产。如果焚烧处于不正常状态，那二恶英的浓度就会更大了。”这个“不正常”，包括工作程序上的简化、过分降低成本等多方面。

　　垃圾焚烧，二恶英，这都是略显专业的名词。但等到业主们逐渐了解后却更加不安，这种看不见闻不到的致癌物质，比臭味更让人恐怖。

　　很多人选择了逃离。俞东也有过卖房的想法。搬到哪里去也是一个问题。“到处都要建焚烧场，你能逃到哪里去？”

　　在很多中国的市政管理者看来，垃圾焚烧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处理技术。但赵章元的看法恰恰相反：焚烧已经处在被淘汰的路上。

　　“不管日本还是欧美国家都在想办法关停，日本停了2/3，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禁烧令，并提出在2010年实现不向环境中排放这类污染物的口号。‘禁烧风’才是世界主流。”

　　作为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的专家，赵章元评审了很多省份的焚烧设施。大量的实际勘察与资料分析后，他逐渐坚定了反对焚烧的立场。让他最头疼的是，焚烧派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发达国家的焚烧炉商，是利益集团的第一部分人。他们千方百计来中国推销他的产品，因为在他们国家已经进行不下去了。第二部分人是国内的项目承担者，他们或者承担某地区垃圾焚烧任务，或者是研究垃圾焚烧的大学教授，都得到充足的项目经费。第三部分人则是某些政府管理人员，他们给垃圾找出路，心情迫切。”

　　他已经感到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强大，一个让他吃惊的例子就是“300米标准”的突然出台。

　　在环保部发布的环发〔2008〕82号文件附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中规定，焚烧炉和居民区的直线距离不得低于300米。“这个300米怎么出笼的？可以肯定，是在少数人不正常操作下搞的。”赵章元说。

　　北京市围绕六里屯这个垃圾焚烧厂的问题争论了很久，距离问题在专家论证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做了个计算模型，污染物扩散到一定距离，浓度达到欧盟标准，算出来还不到300米，说已经考虑风险了。“但是我认为这个结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专家组长决定不能这么写，当时300米就划掉了。”

　　然而，事隔一年后，环保部把那个标准突然发布了，就是300米。

　　300米的距离简直形同虚设。赵章元担心的是，这个标准一旦执行，全国将出现可怕的局面，甚至一场灾难可能要降临。“各省都在憋着劲建焚烧炉，光北京市就公布了要建设20台，在京城东南西北的20台炉子一冒烟，整个首都上空的有毒气体就会一天天积累起来，大气是连通的。”    他越想越危险。

　　累积的信任危机

　　争议在继续，不信任感也一点点在累积。

　　周一翔居住在万象新天，这是个新兴的高档小区，也是距离高安屯垃圾场最近的大型居住区。“开始并不知道臭味是哪儿来的，半夜里被熏醒，感觉有点窒息。全是那个味道，逃不了。”2004年入住，次年，他就开始为垃圾臭味维权。

　　“垃圾场历险记”几乎是每个维权业主的起点，周一翔也一样。“2005年感觉味道就很重了，就跟几个朋友偷偷去了高安屯垃圾场，结果被垃圾场的保安人员发现后，关起来了。我们后来打了110，才被警察接了出来。”

　　之后，周一翔还与同小区的刘军等人组织了一次集体签名，呼吁政府对垃圾场采取措施，万象新天、天赐良园、柏林爱乐等多个社区的240多名业主一起签名，签名信送到了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政府、朝阳区环保局等多家单位。朝阳区环保局在回复中承认，小区臭味肯定与垃圾场有关系。

　　随后，周一翔等人就以不同的方式来呼吁，包括跟朝阳区区长陈刚通电话。但周一翔说，臭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越来越严重。

　　去年8月30日，难以忍受恶臭的数百居民走上常营和管庄附近的街头，并拦截垃圾车， 抗议相关部门的推诿搪塞。

　　随后，朝阳区市政管委会公开向居民道歉，并承诺投入9100万元，20天内解决高安屯垃圾场臭味。但两个20天过去了，周一翔等人仍能闻见臭味。

　　针对新建的垃圾焚烧场，他们还申请了对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场的两次国务院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4年12月9日批复北京市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调整方案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文件，责令该垃圾焚烧厂停建、缓建或者不投入使用。2008年9月10日，国务院行政复议司最终裁决：报告合法。

　　2008年10月26日，在恶臭和烟气中生活的业主自制宣传画，在小区内进行二恶英危害以及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遭到城管的阻挠，宣传画被撕毁。相关视频被传到网上后，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尽管如此，维权努力仍然在继续。2008年11月份，柏林爱乐一居民将垃圾场告上法庭。该案的立案竟然要经过高院批准，立案最终成功。2009年1月, 该案开庭，仅允许一人旁听，至今未裁决。

　　2009年2月，万象新天居民拿到北京市环保局的正式回复：两个垃圾焚烧场自试运行以来，从未进行过检测，而医疗垃圾焚烧已经试运行了3年之久。“没有谁检测后敢给合格证。”刘军说。

　　在距离高安屯垃圾场1.5公里处，北京最大的常营两限房正在大兴土木。按照规划，此项目明年建成后将提供12000套两限房，与配建的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一起，构成了一座容纳几万人的庞大社区。1.5公里，这比万象新天、柏林爱乐、优点社区等任何一个小区都离垃圾场近。《新京报》评论曾经批评高安屯垃圾场“规划制定有缺漏”，而在赵蕾、周一翔等人看来，“常营两限房”更是个不负责任的规划。

　　“之前我们不知道有垃圾场，过来也认了。”赵蕾悲哀地说：“现在也焚烧填埋起来了，那为何还要在垃圾场附近规划两限房？”

　　周一翔则表示：“这种规划就是严重违反科学发展观的。”他担心，两限房的居民大多是老北京人，那时，如何建立与新业主的一种信任关系，无疑是对未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极大挑战。

　　严重的信任危机，同样存在于富有争议的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场问题上。环保作家冯永锋曾写道，海淀区市政管委会的官员声称“垃圾焚烧场运行了，臭味就消除了”，然而居民们回应说：“填埋场都无法兑现规划上的诺言，你让我怎么相信焚烧厂是安全的？”

　　(来源: 南都周刊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