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1日，离南京解放60周年还剩两天，石学鸿老人辞世，没能等到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日子。60年前的那天，隆隆炮声掀开历史新的一页，石学鸿也迎来命运的激变——从国民党公务员变成阶下囚，在牢狱里度过人生最美好的30年时光，重获新生后，他又成为中国的文化名人。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前，每个人都是小人物。当年留在南京的国民党人士，很多都经历过和石学鸿类似的命运沉浮。风雨60年后，记者近日走访了他们。快报记者 孙兰兰 见习记者 沈达兵

　　石学鸿：去世在“4·23”前两天

　　4月21日，南京解放60周年纪念日前两天，90岁的石学鸿在他那间名为“厥庐”的住所里悄然离世。

　　石学鸿生前的身份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自己喜爱的书法、绘画与篆刻研究。但是，当他成为文史馆馆员的时候，已经是1985年，60多岁了。在1981年之前，他的身份是犯人——一个坐了30年牢的犯人。

　　梅兰芳请他刻过印

　　就在石学鸿去世前几天，记者见到了老人，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南京城西一处简陋的居所里。时间正是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可是90岁的石学鸿却卧在一张简陋的小床上，形容枯槁，双目无神，不停地咳嗽，几乎喘不上气来，严重的肺部感染让他不能大声说话。据守在床边的二女儿朱晓明介绍，父亲还患有脑血管疾病，刚刚在医院治疗了三个多月，天气稍微暖和了才敢让他回家休养。居所的墙壁上，挂满了老人自己的书法与绘画作品。

　　国民党时期，石学鸿是政府的一个小公务员，在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担任技师，主要负责给各机关刻官印。他本人不是国民党党员，而是参加了当时的一个小党派——民社党。1946年，他离开印铸局后，又担任了南京市参议员，相当于今天的政协委员，参与监督协调南京的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其间，因为篆刻书法技术超群，石学鸿与当时的诸多文化名流如黄宾虹、胡小石、傅抱石等交往颇深。

　　朱晓明翻出父亲做参议员时的照片，年轻帅气，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上去英姿勃发。

　　老人躺在病床上，努力地搜索自己的记忆，有很多片段已经连不上了，他断断续续地向记者介绍当年的一些事情。“当技师时我是公务员，还领着政府的工资，后来做参议员，只领一点微薄的津贴，其实就是平时开会办事需要的一些车费。因为我有篆刻的手艺，所以我也不指望公家的钱过生活。”

　　据朱晓明介绍，父亲年轻时的篆刻技术在南京享有盛名，梅兰芳也托人请他帮忙刻印，甚至还给蒋介石刻过印章。

　　为了老母亲留在南京

　　石学鸿本来可以这样一直安静地玩着自己的金石，但是，历史的洪流汹涌向前，他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在南京解放前夕，民社党负责人钱均田邀请他一同赴台。那天下午，在梅园新村17号民社党总部，钱均田将一张飞机票送到他手上，让他和其他民社党党员一起撤离南京。

　　当时，与南京城内的许多人一样，石学鸿心里也是惊慌不定，不知将要发生怎样的事情。不过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留在南京。

　　老人喘着大气，回忆当时自己的心情：“因为我的祖上就是南京人，我对南京有舍不掉的感情，所以我还是希望留在这。有人害怕留下来共产党会对自己不利，我就不怕。虽然我在国民政府做过事，但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朱晓明补充说：“我爸6岁时，我的爷爷就已去世了，但当时奶奶还在，他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孝顺，而像老母亲这样的家属，当时是没有条件离开南京的，他怎么也不会丢下老母亲。”就这样，石学鸿最终选择留在了南京。

　　当时，南京城内已经非常混乱，许多警察已经四散而逃，警察局形同虚设。当时吴贻芳出面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临时维持南京的秩序。因为石学鸿在南京有些名声，吴贻芳专门给他打电话，让他出面参与维持秩序，石学鸿应邀欣然而往。

　　当年4月24日，他还代表民社党南京党部，与广大群众一起，参加了欢迎解放军进城仪式。南京解放后，他很少公开活动，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中。

　　朱晓明说：“当时我父亲也不再有什么大的奢望，只希望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许多文化界朋友的支持下，石学鸿在太平南路上开了一家印社，一些友人经常去那里聚会。印社开了仅仅一年多，就被迫关门了，他被关进了牢房。

　　一封信让他成了政治犯

　　为何石学鸿这么快就被关进牢房，并押了那么长时间呢？因为他确实犯了错误，并且，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石学鸿以前的一位叫孔君卫的同事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而他的妻子与一对子女却留在了南京，无依无靠。于是孔托人给石学鸿带来消息，希望石学鸿能设法将夫人孩子送往台湾。

　　时隔多年，现在的石学鸿也不再有什么顾忌，他喘着大气，断断续续讲述了自己当年所犯的错误，“男人已经离开了南京，只剩孤儿寡母在这里，看上去很可怜，我觉得不忍心，就答应帮他们。”那天下午，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摸索到了石家，手里搀着个孩子，身上还背了个孩子，这就是孔君卫的家人，石学鸿看了觉得很心酸。

　　当时由南京去台湾非常困难，必须经过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查。石学鸿利用自己善于绘画的技术，制作了一个公章，伪造了一份允许离宁赴台的批准文件。由此，孔君卫的妻子孩子得以顺利到了台湾。

　　家人到了台湾后，孔君卫非常高兴，专门写来一封信，对石学鸿表示感谢，随信还寄来了一些钱。可是，就是这封信让石学鸿遭了殃。当时，这封信被南京有关部门截获，认定这是严重的通敌行为，决定对其展开审查。经过讯问侦查，安全部门认定他是一个政治犯，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他很快被投进监狱，最先是在羊皮巷附近的看守所，后来被关押到老虎桥监狱，最后又被转到龙潭监狱。等他最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他已经从一个30多岁的壮年变成一个60多岁的垂垂老者。

　　石学鸿进监狱后，只剩下妻子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生活，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白天要去上班教学，一下班就急匆匆回家照顾孩子，凭着微薄的薪资支撑着一家四口的生活。

　　出狱后成为文化名人

　　虽然石学鸿身陷囹圄，但他的篆刻能力引起了监管人员的重视。因此，即使是劳动改造，他的工作内容也与其他人不同，监管会安排一些篆刻或绘图的工作让他做。后来，南京长江大桥修建时，桥梁上的许多人物和字迹雕刻要求比较高，难度较大，有关部门想起了石学鸿，让他负责其中部分图案的设计工作。他设计的效果让专家们一致叫好，最后决定就采用他设计的方案。

　　1981年，刚从牢房中释放出来的石学鸿，已经是花甲之年，言行谨小慎微。朱晓明告诉记者：“他刚出来时，什么话都不敢讲，生怕惹祸上身。”不过，他出色的书画篆刻技艺引起了文化部门的注意，江苏省文史馆将其聘为馆员，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直到这时，他终于又有了施展拳脚的舞台。他好像要弥补自己这些年来浪费的时间，刻苦钻研，精心刻制了许多精美的印章，绘制了许多出色的画作。他的成就赢得了各界的关注与认可，1996年，他获得《世界书画艺术名人证书》。

　　刘维才：

　　一生离不开中山陵

　　1948年秋，19岁的刘维才离开老家安徽滁县，来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刘维才当上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拱卫处一等卫士。他没想到的是，半年后，国民党就放弃了南京，留下了他们这支特殊的国民党部队——守陵卫队。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今年已经80岁的刘老，回忆起南京解放前后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陈毅手书“保护中山陵”

　　刘维才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刚好国父陵园的守陵卫队空了个位置，刘维才就去面试了顺利进了拱卫处第三中队。

　　刘维才很满意这份工作，吃穿不愁，就是环境相对闭塞。对于外面局势变化，守陵的士兵们并不清楚。

　　到了1949年初，国民党高官开始纷纷撤退，主管中山陵的行政院院长孙科，即孙中山的儿子，也要走了。临走前，他尽量动员卫士们能留守在中山陵，“毛泽东、周恩来对孙总理是很尊敬的，不会为难你们的。”

　　4月24日凌晨，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后，发现中山陵陵园内还有一支国民党部队。上级领导得知情况后，认为对这支守卫中山陵的拱卫部队，应该区别于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队。

　　那天，刘维才正在路上值勤，就遇到了解放军的部队，“挺有礼貌的，也不凶，就让我们回去。”这是第二野战军第105师315团副政委刘志诚带的部队，他率领一个营的战士来和中山陵拱卫队部队谈判，双方非常平和，拱卫大队接受改编，继续担任中山陵的守卫工作。

　　事后，陈毅称赞：解放南京一役，“中山陵接管得最好”。他还亲笔书写了一条“保护中山陵”的手令，派人送来。

　　换上解放军的军装才安心

　　解放军对中山陵的保护，尽心尽力。拱卫处卫士以及原先的陵园工人，共400多人，全部留用。

　　刘维才和其他留用的守陵卫士们整编成一个连，叫二连，解放军派驻来的，则是一连，共同担负保护中山陵的重任。

　　虽说被收编了，可穿的衣服还是原先国民党的军服，而一连的战士们，穿的则是黄绿色的土布军装。“他们挺客气，可我们就是觉得有距离，特别是看到他们穿的军服，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心里想，怎么不给我们发一样的衣服呢。”

　　直到四个月后，重新整编。每个人都发了解放军的服装，穿上土布军装，大家觉得很神气。

　　最熟悉中山陵的人

　　1953年，刘维才调任中山陵园管理局办公室，当起了管理员，开始从事文保工作。196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政府拨了100万元用于维修中山陵，刘维才也参与了这次大修工程。

　　然而，这时“文革”十年浩劫也开始了。中山陵一边在搞维修，另一方面又要破“四旧”，刘维才心里那个别扭劲儿无法言说。没过多久，刘维才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被下放到淮阴县韩圩公社第五生产队。直到1979年，刘维才才回到南京。回来第一件事，领导就让他主持中山陵第二次大修工程，国家文物局的40万元已经到账了，就等着他回来，赶紧开工。

　　从守陵卫士，变成文保“卫士”。刘维才说，得益于他在拱卫处的那段经历，他每天都在山上四处巡逻，渐渐就成了对中山陵地区研究最透彻的文博专家。

　　侯鸣皋：“旧官吏”的帽子戴了很多年

　　侯琦今年已经70岁了，她是从新疆回南京探亲的。记者见到这位老人时，她不禁有些唏嘘。53年前，她还是南京八中的一名学生，品学兼优，是学生会主席，她自信能够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但是，让她遗憾终身的是，因为她父亲侯鸣皋解放前是国民政府的官僚，她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就在她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她的父亲就被捕了。随即，她与南京的130多名家庭出身相似的年轻学生，被送往新疆去“支边”，从事地质勘测工作。从此，她远离家人，独自一人在新疆生活、成家、扎根，直到退休。

　　励志社走出的文化人

　　侯琦的父亲侯鸣皋，解放前在国民党励志社工作，是国民党庞大官僚体制中普通的一员。励志社是蒋介石的内廷机构，主要负责为蒋、宋办理一些宴会、娱乐、接待等事务，也负责接待国外军政人员，当时的社长是蒋介石本人，总干事是黄仁霖。

　　1932年，侯鸣皋才22岁，刚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也梦想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与光明的前途，于是，他考进了国民党励志社，负责演艺、文体、接待等工作。在这里，他参与举办了多次宴会，组织了多场话剧演出，尽职尽责。美国军事顾问到中国来，他负责接待，安置得妥妥当当，因此受到了总干事黄仁霖的器重。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到解放前，他已经做到了代理总干事的职位。

　　侯鸣皋的头脑灵活，在励志社工作期间，曾自己做过钢材生意，后又利用自己掌管的农场，经营农副产品，发了一笔财。到了解放前，他在南京的太平南路又有了自己的一片商店。可以说，他们一家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但是，侯鸣皋的心里总是有些不安，时时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侯鸣皋的小儿子侯方生今年四十多岁，眉宇间颇有父亲的一些神采。他拿着父亲的照片告诉记者：“他虽然在那个环境里工作，但其实是个思想进步的文人。”侯鸣皋年轻时就很喜欢戏剧，通晓英语、俄语，先后创作、导演了多部戏剧作品，并翻译了国外的一些优秀剧作。他经常与一些进步的作家与演艺人员接触，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思想进步，也很爱国。他后来跟子女们讲过，当时他最希望国共能够和平谈判，早日结束争斗，让人民能得到安生。

　　但是，在历史潮流面前，个人的心愿微不足道。

　　不愿撤离南京

　　1949年4月，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励志社也开始谋划往上海转移。

　　那天，在中山东路励志社总部，黄仁霖与侯鸣皋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意思是希望他跟着一起撤走，但侯鸣皋此前早有打算，他判断国民党大势已去，另外，在南京有自己的家人和一份不小的产业，他都不愿丢下。因此他拒绝了黄仁霖的提议，谈话不欢而散。

　　黄仁霖离开南京前，再次找到侯鸣皋，这次的话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留在这里也好，把励志社的财产看管好，看看下一步事情怎么变化，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这话正中侯鸣皋下怀，他满口答应。随后，黄仁霖安排人送来了事先已经制好的任命书，任命侯鸣皋为励志社代理总干事。分手时，黄仁霖意味深长地看了侯鸣皋一眼，转身离去。

　　“后来父亲才知道，那时黄仁霖认定他与地下党有联系，已经不再信任他了。”侯琦说。

　　励志社的财物是很大一笔资产，分布在南京各处。当时不少职工因为遣散费没有发放到位，开始哄抢社内的钢琴等物，情况比较危急。侯鸣皋本人确实想保护好这些财产，不过他不是为国民党保留的，他是在等解放军进城，于是他立即组织了励志社原有的一批忠心职工，将所有的财产严加看管，其中包括中山东路的励志社总部、宁海路AB大楼、青龙山煤矿等。

　　1949年4月23日晚上，他正在洪武北路自己的住所与几个职工商讨怎么加强保护，这时突然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原来竟是隔壁的邻居，其真实身份是地下党。邻居进门就说：“你们的保护工作做得不错，现在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明天你们跟我一起去迎接。”第二天，大街上果然就出现了不少解放军，侯鸣皋跟着这位邻居一起，去办理了移交接管手续。

　　积极追求进步

　　南京解放后，侯鸣皋因为保产有功，被南京市军管会留用。大女儿侯琦回忆说，“在我14岁那年，一天父亲突然穿了一身军装回来，我还觉得奇怪，怎么爸爸突然成了军人呢？后来，爸爸还与军管会的领导们一起合了影。”

　　很快，新政府成立了，侯鸣皋又被安排进南京市交际处工作。他对新政权的成立感到由衷的欣喜，立即以满腔的热情重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他之前在励志社积累的经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段时间，他组织了多次宴会、娱乐，参与接待了国内外多位重要领导，为新政府的交际沟通作出了杰出贡献。交际处还给他们一家安排了宿舍，就在湖南路狮子桥内，一切都是那么顺当，一家人在新环境里过着平静安宁的日子。侯琦回忆说：“晚上我放学回到家，好几次看到父亲正在写入党申请书，他是积极追求进步的。”

　　但是，“毕竟他是以前旧政府的人，领导们也并不完全信任他。”小儿子侯方生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53年，因为油灰积累太厚，交际处的厨房发生了一次火灾，上面怀疑是有人故意搞破坏。领导立即找到侯鸣皋等留用的几个人，严加审问，最后还是没有审出任何结果，事情不了了之。不过，从那以后，侯鸣皋再也不能随意进入厨房。很快，他又被调往南京市文联。

　　被怀疑是国民党的“棋子”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了，上级要求所有人都要向党交心。侯鸣皋积极追求进步，主动地说出了当年黄仁霖对自己的安排，说1949年时黄仁霖让自己留在南京保产，是希望留一步棋下。这话很快引起上级的重视，作为旧政府的官僚，又是国民党留下的“棋子”，肯定是肃反的重点对象。侯琦回忆说：“大家都认为他是国民党的‘特嫌’。那年7月份，就在我参加高考的第二天，几个人来到我家，把我父亲带走了，随后，一直关押审查了11个月。”侯方生补充说：“当时，我们在狮子桥的宿舍也不让我们住了，有人到我家来要求我们一星期内必须搬走，没办法，我们只好在马台街一片菜地旁边，临时找了个地方落脚。”

　　因为父亲的身份是旧官吏，几个子女的前途多少都受了一些影响。原本品学兼优的大女儿侯琦被大学拒之门外，并送往新疆，在那里度过了大半辈子。“当时的高考报名表上有“家庭成分”一栏，我不知该填什么，于是专门跑回家问父亲，父亲告诉我，就如实地填上‘旧官吏’吧，于是我就填上了。谁知当时的录取是有一套严格的标准的，凡是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考大学直接就是不予录取。”侯琦至今回想起来仍是有些痛心。小儿子侯方生也被送往新疆，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

　　1966年，文革期间，侯鸣皋再次被打为牛鬼蛇神，一批红卫兵闯进他家，将家具桌椅锅碗瓢盆全部抄走。三女儿侯珞珊回忆说：“当时家里仅剩的一床棉被，他们也要抄走。幸亏当时我还是共青团员，我就把我的团员证拿给他们看，希望他们能放过一马。带头的那人把团员证接过去，轻描淡写地看了一下，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提起被子，一甩手又扔回了床上。”

　　这期间，批判侯鸣皋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他每天还得去单位打扫卫生，洗刷马桶，身心饱受折磨。每次回家，他都忍不住嚎啕大哭，几次表示要轻生。老伴一再地劝慰他：“如果你死了，你的事就再也没人能说清了。”

　　在一家人的安慰与鼓励下，侯鸣皋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最希望看到两岸统一

　　在运动与风波都过去之后，他被安排进了江苏省政协工作，先后担任省政协秘书处副处长、对台宣传工作组组长、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到政协上班，写文件、编材料，还编写出版了《金陵野史》《金陵百记》等文史书籍，撰写了对台宣传稿件2500多篇，为祖国统一事业作出贡献。

　　2005年10月4日，侯鸣皋在南京逝世，享年95岁。大女儿侯琦说：“当爸爸生病躺在床上，我会读报给他听。每当念到关于两岸统一的新闻，他总是显得特别激动。”他去世后，江苏省政协的追悼词中，称他为一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他的去世是“省统一战线事业的一大损失”。

　　胡念恭：

　　几句牢骚让他入了党

　　很多资料上这样记载：南京解放的战役中，江宁要塞的狮子山炮台台长胡念恭率部起义。

　　记者找到了目前住在总参干休所的胡念恭老人，87岁的胡老很诚恳地纠正：由于提前泄密，他并没有能够按原计划起义，但是做了些“手脚”——他声称弹药受潮，没法打出去了。因此，整个战役中，狮子山炮台竟从头至尾，一炮未发。

　　一切进行得沉着冷静。就在一个多月前，胡念恭刚刚秘密完成一次重大的身份转变——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党。

　　解放前“火线”入党

　　江宁要塞，是江边的险要之处。渡江战役前，共产党已经悄悄在这里布下了三条线。其中一条线，就是胡念恭。他的大哥就是江宁要塞司令胡雄。1946年，在江宁要塞任参谋的胡念恭，遇见了小学时的家庭教师苏漱真和卢则文。当时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民怨沸腾。胡念恭在老师面前忍不住发了不少牢骚。这些话，让老师上了心，认为他是有进步思想的青年。

　　1948年8月，胡念恭突然接到苏老师的信，约他星期天见面，劝他投身革命。胡念恭说考虑一下。过了一星期，他回话说愿意。

　　离南京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根据组织上的要求，胡念恭积极提供了要塞炮台的位置图以及内部人员的情况等。他还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配合某个部队一同起义。但起义的细节，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要准备配合的就是驻南京的四十五军九十七师，起义之事因为泄密，没能按计划进行。

　　江宁要塞里，地下党员只有他一个，要公开反抗或策划起义都相当困难。胡念恭决定千方百计也得找个借口。这时，江宁要塞命令各炮台检查火炮和弹药。胡念恭查了下，全是完好的，他却报告说，火炮不能射击。还把曾沾过水的受潮药包送给司令看。司令知道这些火炮还是抗日战争留下的旧武器，对报告深信不疑。这样，就为狮子山炮台不开炮，制造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

　　4月23日凌晨，江宁要塞提到命令，撤退之前要向解放军打炮掩护28军80师撤退。江宁要塞在司令胡雄的直接指挥下，向江北浦镇方向胡乱发射了8发炮弹。

　　江宁要塞守备总队副大队长李祥麟是共产党的另一条线，他偷偷命令这8发炮弹不要安装信管，这样炮弹只有响声，不会炸开伤人，成了礼炮！

　　参与组建南京炮校

　　按上级命令，胡念恭随着部队沿宁杭公路撤退。到了宜兴，遇到了解放军，成为“俘虏”。5月上旬，胡念恭回到南京。

　　不久，胡念恭和另外几个同事，分到上海的三野特种纵队司令部研究所。同年8月，三野各个机关搬到南京，特纵司令部研究室与汤山特科学校合并，成立南京炮兵学院。胡念恭记得，炮校初期的教员，几乎全是由被俘和起义军官担任。其中只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他。

　　因为是党员，有出差之类的事，一般都是派胡念恭去。组织上信任，他工作也积极，还被评为模范。

　　然而，文革的时候，胡念恭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负责审查他的专案组说他是“假党员”，入党的时候，没有填申请表，也没有正式的宣誓。这个问题很难说清，因为当时情况特殊，地下党员都是秘密的，很多程序只能简化，但到了后来就成了死无对证。幸好，胡念恭还有证人，出来保住了他。

　　可是，情况越来越糟，苏卢两位老师也被打成了反革命，自然牵连到了胡念恭。大哥在台湾任国民党高官的事，也被翻了出来。胡念恭又被定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段时间，他接受劳动改造，批斗……还被开除了党籍。一直到1975年，才得以平反。

　　现在说起这些，胡老的心境已经非常平和，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如今，他住在军队干休所里，里面有不少南京炮校的熟人，大家在一起同叙昔日趣事，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

　　最熟悉中山陵的刘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