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6日,23岁的许荏华坐着大卡车“哐啷哐啷”地回到了南京城。这座她再熟悉不过的城市此时已是“人民的天下”,沿街的墙上、城门的楼洞里,刷满了“欢迎解放军”“庆祝南京解放”等白色大字。但是,在一派喜庆的氛围下,国民政府统治了22年的旧南京,官僚机构臃肿、生产停顿、物价飞涨,怎样才能顺利接管,建成毛主席指示的“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一切都才刚刚结束,一切又都刚刚开始……快报记者 郑春平 戎丹妍
身穿土黄粗布军服
背着棉被进南京城
60年后,83岁高龄的许荏华在家里捧出一沓子黑白照片,还有一本工整的油墨印刷册子,“这几位都已经在解放前牺牲了。”她指着照片向快报记者逐一介绍,声音低沉。“这本册子是解放后接管南京的记录,列出了每一天的重要事件。不是我一个人编的,但几十年来我一直保存着……”
南京解放前,许荏华是一名地下党员,1948年在组织安排下撤退到解放区。1949年春,她被编入金陵支队,当时驻合肥的金陵支队任务是在南京一解放即参加接管工作,支队领导人是宋任穷。
从1949年4月25日起,总前委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先后到达南京。宋任穷率金陵支队全体成员亦先后进入南京。在国民党手中统治了22个年头的旧南京,正百废待兴。
1949年4月26日,许荏华随着支队回到南京,随后作为南京市军管会、中共南京市委的一名机关干部,亲历并见证了“接管南京”这段重要历史。
“记得刚进城时,我们穿了一身染得不均匀的土黄色粗布军服,背着二斤重的棉被,两手空空,再没其他东西。二野的干部、战士穿得比三野的还要差一些。一开始市民们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们,后来理解了,认识到这是革命战士艰苦作风的体现,是光荣的。”
大会小会强调纪律
但也闹过不少笑话
“随金陵支队进入南京后,组织上分配我的第一件事,是和几个同志上街张贴解放军的《约法八章》。”许荏华说,在接管工作的一开始,最强调的还是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要求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学习约法八章、入城守则,“开会时,贴在礼堂墙上的标语也是强调纪律的:‘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另外,组织上开始发放3月初即编写好的《南京接管工作参考材料》、《城市接管工作学习提纲》等入城资料、接管守则,“我当时参加了编写。”许荏华说,她记得入城接管守则是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人手一册,“都必须认真学习。”
今年79岁的渡江老战士薛明喜,60年来一直保存着许荏华提到的这样一本“接管守则”——《城市接管工作学习提纲》。日前,他将其捐赠给了南京渡江战役胜利纪念馆新馆。
提起这本守则的来源时,薛老说,“当时我是渡江战役后勤保障负责人曾山的伙食会计。渡江战役前夕,《学习提纲》在全军机关干部中发放。那天我正好在会议室里跟着学习,所以也得了一本。”
如今,薛老仍然熟记册子里的一些内容,例如,“一切入城之党政军民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擅入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市民防空、救火、救伤、救灾等,贯彻为人民服务之精神……”60年来,这本册子一直被薛老悉心珍藏。
不过,解放军经过多年的野战,再加上不少干部和战士都来自农村,对城市的工作、生活一开始不太适应,“也闹过不少笑话、犯过一些错误。”许荏华说。
“比如,占领总统府后就出过笑话。一些战士没有意识到这座建筑的历史意义,把骡子、马啊什么的,统统牵了进去,环境搞得又脏又乱。后来陈毅到总统府参观时,批评了他们,要求好好保护那里的建筑、环境和秩序。”
另外还有个例子是外事方面的。一队解放军战士由于对外交政策了解不够,无意间闯进了当时还留在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官邸,还酿成了一起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
“毕竟,对照守则、政策就算学得再认真,也不可能具体到每一个事情上。”许荏华说,当时解放军入城及在随后的接管中,纪律和秩序是受百姓和国际舆论广泛好评的,类似的“插曲”并未对大局造成影响。
最早实行军事管制
刘伯承首任“市长”
在刚刚解放的特殊形势下,南京最早实行的是军事管制。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军管字第1号”称:“南京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南京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刘伯承任军管会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军管会在这段时期是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许荏华回忆说,军管会下设秘书长、供给部、财经接管委员会、交通接管委员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公安部等多个部门。
5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5月7日发布的“市委成立之通知”公布:刘伯承同志为书记,宋任穷同志为副书记,陈修良同志为组织部长,张际春同志为宣传部长。
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首任市长刘伯承。市府“秘字第1号”即为关于刘伯承等任职之布告:“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刘伯承为南京市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为副市长。”
到了1949年9月7日,市军管会发出了“关于各接管委员会宣告结束的布告”,其中称,“兹以接收任务均已先后告一段落。本会所属之上述各接管委员会,自即日起宣布结束。”
当时的南京,是一个“官僚的、臃肿的、畸形的、特殊的消费城市”。在接管的1191个单位中,官僚机关就有923个、特务机关公开的就有22个,这两者竟然占了总数的80%;生产事业连军工在内也只有38个,其中大部分企业机构的管理部门都相当庞大,管理费用就占到全部成本的58%;市场上物价飞涨,失业人口高达30万人左右。同时,国民党流窜特务还在制造事端,起初的一段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些治安事件……
接管工作该如何推进?这可以从1949年9月6日,宋任穷在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找出答案。“改造这样一个腐败的、反动的、寄生的官僚城市,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进步的、真正健全繁荣的人民城市,这是何等艰巨的工作!”宋任穷在报告里感叹:我们建设新南京的方针,就是“要把过去帝国主义、买办官僚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旧南京”,变为国内生产与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新南京;就是“要把过去畸形发展的旧南京,改造成为真正健全繁荣的新南京”。
接管“难”京
[ 一难 ]
金融接管:
“金圆券”满天飞怎么办
——收兑!
百姓担心:人民政府不可能承认“金圆券”,只能当手纸用了
政府做法:收兑国民党发行的货币“金圆券”,实行“折实储蓄”
手里的钱刚刚还能买5斤大米,几分钟后就连一张草纸都买不到了!南京解放前,国民党金融财贸体系可用“彻底崩溃”来形容,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老百姓最担心的,莫过于家里的财产就此一文不值。
“国民党政府所谓‘发展经济’,都是靠印钞票,物价一天要涨好几次。”江苏省社科院原经济所所长沈立人研究员今年82岁,解放前他参加了地下团,建国后在苏南的财贸系统、省计委工作过。他告诉记者,南京解放前后市场上最流行的是银元和实物,当时一拿到金圆券就去换银元(俗称“大头”)。
参与了南京解放初期金融接管、当时在邮汇局工作的周家让回忆说,“实际上金圆券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一场大骗局。不到10个月,发行额已达130多万亿元,超过定额6.5万倍!于是币值猛跌,物价暴涨。到解放前夕,同1948年8月19日的价格相比,此时黄金上涨了225万倍,银元上涨175万倍,大米上涨142万倍……”
物价有如大江溃堤,一发不可收拾,也给解放后的人民政府留下了一匹最难降伏的野马。
新成立的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软硬兼顾,平抑物价,全方位地对金融体系展开接管。
周家让说,兑换群众手中的“金圆券”,是当时最受百姓欢迎的举措之一。“当时南京老百姓都在议论,人民政府不可能承认‘金圆券’,只能当手纸用了,一时间人心惶惶。”
记者了解到,1949年4月28日市军管会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全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伪‘金圆券’自即日起为非法货币。但为照顾人民之困难,在5月8日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过期即严禁使用。”
1949年5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成立并对外营业,“我记得开门后的第一项业务,就是向市民通告: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金圆券’。市民无不奔走相告,喜笑颜开。”周家让说,每日人民银行公布牌价兑换人民币,自收兑日开始到结束日为止,共收兑金圆券876亿余元,兑出人民币1298万余元。
另外,百姓因受物价飞涨之苦,解放初期仍大多倾向带有实物属性的银元。但这也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危害,部分银元贩及少数商人互以银元买卖或以银元作价支付,价格时涨时落,影响币制,紊乱物价。5月17日,市军管会发出布告,不得以银元为流通币,但允许人民持银元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此举对平抑物价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由于米、油、布、煤等价格波动过大,人民政府为了稳定群众生活,决定从1949年6月起,由市人民银行举办一种我国金融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储蓄业务“折实储蓄”,计算单位是“中熟米1斤、12磅龙头布1尺、豆油1两、统煤1斤”这4种百姓生活必需品。储户按每天的牌价,以人民币折算成为折实单位存入银行。如果物价上涨,牌价也就相应提高……
在一系列举措的综合作用下,南京的金融秩序逐步恢复正常,物价开始稳定。到了1950年2月份,开始稳步回跌。
[ 二难 ]
市场接管:
粮价飞涨怎么办
——调粮!
当时状况:粮价飞涨, 军管会接管了一些米厂、仓库,里面基本没有什么粮食
对策:市场采购,市价买回,低价卖出;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粮食
解放军进城前夕,美帝国主义分子曾断言,解放军进入南京,一“白”一“黑”(“白”指大米、棉花,“黑”指煤炭)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似乎还要靠向他们乞讨过日子。提起这些,现年87岁的葛盛海老先生很是不屑。
粮食紧张,粮价飞涨。 军管会接管了一些米厂、仓库,里面基本没有什么粮食,都被国民党带走了。当时的很多物资,都因为粮价的上涨而出现了“跟涨”现象。
1949年5月2日,南京市贸易总公司在中山东路设立了第一分公司,葛盛海就在这家公司工作。他回忆说,“我当时主要负责到南京的两个粮食交易市场去采购粮食。每天都会采购上千石粮食回来,采购的价格都是按照市价。但在涨价风波期间,公司挂牌卖出的价格就要比市场价低,一般低于市价的20%-30%。对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的职工还会打折销售。”
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从全国各地调集粮食,比如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地,保证南京粮食充足。对于一些不法的投机分子和哄抬价格的粮商,相关部门会立即采取处罚措施。
沈立人同样对当时平抑粮价的举措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粮价一稳,市场就稳了。”当时从农村调拨粮食,打击投机倒把等措施,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 三难 ]
人员接管:
7万多公务人员怎么办
——包下来!
当时提法:“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到目前为止,接收工作已完成。经过酝酿动员后职员工人反映:1.没有技术的文牍人员感到回家没有事可做,不会耕田、做生意。做生意没有资本。2.地主出身者(解放区)回去怕斗争。3.有的家里没有地,一家老少数口,自己不工作无薪水就没法生活,转业无业可转……”
这是交通接管委员公路部1949年6月11日对接管工作的总结。与其类似,各大接管委员会关于人员接管的工作都是重中之重。南京作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需要接管的中央和南京市两级政府等单位就有700多个,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公务人员、警察、工勤人员等有7万多人!怎么办?从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如果把他们全部辞退,显然会造成生存困难以及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中央早有指示,一律包下来!”邓小平来到南京后,对旧人员的接管问题态度非常明确。当时在市委秘书处工作的许荏华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提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不过,人员接管过程中也仍然有着大量的棘手问题。例如在1949年下半年的《市委关于接管工作总结》中,便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即是关于许荏华所提到的工资问题,“入城后我们立即抓紧工资研究,但因干部变动,没有一直贯彻下去。职工一律预借工薪,使一些职工因工薪标准未确定而怀疑我们会采取供给办法,情绪波动,邮电职工因工资问题向军事代表请愿……”
这项总结中,还提到了人员接管中的其他问题,“团结旧职员方面,开始有些单位表现急躁厌恶,特别是对银行税务人员印象一般坏,带着农村土改的情绪看这些旧职员……异常冷淡。”“在处理中发现不少旧人员领了薪金、路费(甚至冒领二次),仍留此不走……”
另外,失业人员也是当时人员接管中的大问题。1949年9月6日,主持市政府工作的南京市副市长柯庆施在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提到,“南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失业人口达30万人左右。我们对于失业者举办了失业人员登记,愿意学习者,我们负责介绍到各学校去学习;愿意还乡生产者,我们除了发给足够的路费资助其本人及家属外,并沿途设站护送,写信到他们家乡的政府去取得联系……到目前为止,总计我们留用了22000多人,送到各学校去学习有20000人左右,介绍到苏北、皖北、华北及东北去工作这正在办理中,总之,四个月来我们共计处理了12万人以上。”
建设新南京
恢复生产
“南京解放后,一开始还不敢说是发展生产,只能说是恢复生产。”沈立人说,恢复生产的含义一是确保城市水、电供给,另一个是让企业复工。
从1949年4月28日开始,国民党不甘就此败退,开始对南京的电厂、车站、码头等主要目标进行轰炸。当年曾驾驶“京电号”运送解放军的电厂老工人陆连云告诉记者,当时他就亲眼看到,有一次炸弹炸掉了一个锅炉房,一个工人牺牲了。不过,就是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没有工人退缩过,依然坚持生产发电。
陆连云自豪地告诉记者,在解放前后,南京没有一天是停过电的,保证每天都有电用。而且解放后军管会接管后,发电量明显提高,以前他运煤每天就运几十吨,解放后则是上百吨地运送了。
与此同时,南京的各大生产企业也逐渐运转起来,尤其是解放前被四大家族压迫得无法开工的私营企业,在人民政府多方帮助下,绝大部分生产事业开始恢复。随着南京机床厂、永利铔厂、江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工厂的新生,旧南京这一“消费型”城市,逐渐向“服务人民的生产城市”发展。
接管学校
南京解放时,王徳滋还是中央大学一名大三学生。如今已是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的王老先生告诉记者,“当时军管会派来的军事代表是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部长赵卓。”
王老先生回忆说,赵卓来到后,召开了一些党的工作会议。“当时我主要参与的工作就是清点,和学校师生中的一些积极骨干分子一起清点学校的资产。”清点工作非常细微,大到设备仪器,小到课桌椅子,每一样都要清点。整个清点工作就用了1个多月。
当时,南京的文教接管工作远远不止一个中央大学。当时的接管单位多达38个,其中包括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国立音乐学院等学校;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关;国立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等文物机关;国立编译馆等编译机关;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等。
禁毒禁娼
旧南京在“首都”的华丽外衣下,也盛行着流氓、烟毒、娼妓等阴暗的一面。从接管工作开始,禁毒、禁娼等工作就排上了重要日程。
从南京解放到1951年底,公安部门共破获烟毒案件3000多起,抓获毒贩3600多名;自禁毒运动后,1953年发现有5起小的贩毒案,1954年以后基本禁绝。
而娼妓制度在南京解放初期,人民政府虽明令取缔,但要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从1949年到1953年,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妓女、妓主的规定和处罚办法,同时组织她们参与学习、启发她们的觉悟,同时给她们免费进行体格检查并进行治疗,并帮助她们改业、就业……短短3年时间,娼妓制度也被摧毁。
(部分史料鸣谢南京市档案馆提供)
许荏华
现年83岁
解放前是一名地下党员,1949年春被编入金陵支队,南京一解放即进城参加接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