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端午节前一天，南京，一个名叫刘峰的年轻人拎着简单的行李，走出了下关火车站。他刚从上海来，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到南京秘密开展工作。此时的刘峰完全没有想到，仅仅7年后，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胜利号角，他就能亮明身份，毫无顾虑地行走在这个新生的城市里。

　　2009年3月25日，阳光轻轻洒进南京市级机关医院的病房里，93岁高龄的刘峰，在向记者谈起当年“潜伏”在国民党心脏地区的往事时，仍唏嘘不已：“其实刘峰是我的化名，我的真名叫汤锦黻。当时地下斗争是很艰苦的，要随时准备牺牲。在南京解放前，南京的党员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分布在各条战线上，他们在迎接解放军渡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他的讲述，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又清晰地从历史长河中浮现出来。

　　在采访结束之前，记者抛出一个向往已久的问题——1949年4月23日这一天，南京的地下党在做些什么，他们是怎样度过南京解放前的短暂而又漫长的一夜？刘峰含笑给出了答案：“我们都是在家中，静静地迎来了南京的黎明。”因为，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

　　快报记者 白玉磊 朱俊骏

　　玄武湖畔与“重庆”号的握手

　　1948年9月初的南京，玄武湖畔，一位30岁左右、头戴礼帽、身着长衫、右手拿着报纸的人，正在一座小桥边踱步。远处走来一个面带稚气的年轻人，径直来到长衫人身边，几句低语之后，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在这次握手五个月后，让蒋介石震惊的一件大事发生了。

　　“渡江战役前，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吴淞口起义，使幻想固守长江防线的蒋介石大吃一惊，这里面，就是南京的地下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因此党中央早就重视在南京搞好情报工作。1946年南京市委成立后，情报系统就开始接受上海局及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刘峰对很多情况都很了解。

　　“重庆”号原是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的旗舰，1948年被英国政府送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了接收和使用好该舰，派出邓兆祥和许多官兵在英国学习了两年多时间。“重庆”号的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很受官兵拥戴，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受到排挤，舰上官兵的文化程度也较高，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当时，已经有一个叫毕重远的共产党员打入了“重庆”号，他是1945年入党的高中毕业生，受南京学委系统派遣，考入国民党海军的潜艇训练班，去了英国学习。他去参加潜艇训练班的申请，还是刘峰批准的。

　　刘峰回忆说：“‘重庆’号回国后，我派了一位叫陈良的同志跟毕重远联系，告诉他国内形势，要他团结进步士兵，根据形势发展，相机行事，有可能就争取起义。”

　　多年以后，毕重远也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此后，胡玉民（注：陈良的化名）两次约见我。为了使党及时掌握‘重庆’号的行踪，我建议以如意里我姐姐家为联络点。考虑到一旦‘重庆’号起义成功，到达解放区能迅速与党组织接上头，我们定了个用于接头的党名‘汪健’。”

　　后来，毕重远和一些进步士兵秘密串联，组成了二十七人的“士兵解放委员会”。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在吴淞口外停泊补充弹药，准备溯江而上，到江阴阻止解放军渡江。2月25日凌晨，“士兵解放委员会”决定发动起义。毕重远想法谋得当晚值班，得到武器库房钥匙，顺利拿到武器。之后，他们争取得到了邓兆祥的同意，在吴淞口率舰起义。

　　同时，另一项秘密策反行动，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执行这次任务的地下党员叫李益之，他的策反对象，是刚担任首都警卫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的王晏清。

　　1948年9月，南京城佐营的一处民宅里，化名为陆平的李益之，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和王晏清见了面。李益之能顺利地见到王晏清，全靠了民宅主人的帮忙，他非是旁人，正是王晏清的舅舅、民主党派人士邓昊明。九十七师素有“御林军”之称，师长一职都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但这次蒋介石却看走了眼，王晏清一直心向共产党，只是此前一直无法取得联系，这次可算是得偿夙愿。

　　2009年3月，面对记者的采访，王晏清的小女儿王怀义仍清晰地记得父亲说过的当年故事，父亲曾说：“我在邓舅家见到一位姓陆的同乡，此后也经常联系，感觉这个人就不简单。那天邓舅突然告诉我，老陆真的是个共产党，他为了工作方便，已经向邓舅公开了身份。因为事先有思想准备，我没有大吃一惊，但感情上仍十分激动，找了许久的共产党，现在总算找到了……”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晏清积极地筹划起义工作。1949年3月，陆平再次在城佐营邓家约见王晏清，明确告诉他，“你以后的行动归陈毅司令员指挥，到时候陈毅同志会通过电台命令你如何行动。”两人还商量用哪首唐诗作密码，王晏清不假思索地说：“葡萄美酒夜光杯。”

　　遗憾的是，就在数日之后，有些风声被走露出去，引起了一个人的怀疑。这个人正是张耀明，国民党的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把王晏清叫到卫戍司令部查问，卫戍副司令覃异之因同情王，叫他先回家，“随传随到”。王晏清脱离虎口后，飞车回到东门街17号家中。考虑到起义企图已经暴露，开放江防正面迎接解放军渡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当机立断，于当晚发布全师渡江游击的命令。蒋介石闻讯后，下令出动飞机、坦克和步兵追赶，致使王的部队受到损失，大部分士兵逃散，王晏清率百余人突出乱军，到达解放区。

　　这次起义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因九十七师身份特殊，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要远远大过于军事上的，这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真的即将土崩瓦解。

　　“御林军”起义

　　的触发点

　　国民党“绝密江防图”成了废纸

　　2008年12月25日，原南京万里皮鞋厂离休干部、86岁高龄的丁明俊老人，激动地走进了刘峰的病房。两位当年共同参加过渡江战役、迎接南京解放斗争的老人，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首次相会，他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丁明俊的身份是中共南京市委情报系统吉兆营联络站负责人，她家居住的南京市吉兆营24、26号宅院，就是联络站所在地，而她的丈夫，就是打入国民党江防最高指挥机关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沈世猷。担任装甲兵参谋一职的沈世猷，经常参加各种重要的军事会议，接触到各种军事秘密文件。长江沿岸有哪些炮台、火力多少、人员配置情况如何，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利用工作便利，沈世猷机智地将作战参谋掌握的钥匙弄到手，将绝密的芜湖至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拿出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图带回吉兆营家中，就在这里连夜紧急完成抄录并送出。第二天一早，沈世猷上班时，将江防图放归原处，神不知鬼不觉中，复制图已经被安全地送到位于合肥的总前委指挥部。

　　三轮车工人的南京“巷战”

　　1949年三四月间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管理社会职能基本瘫痪，社会治安相当混乱。大批的无业人员聚集城内，还有前线撤下来的散兵游勇、从北方逃亡来的地主，以及乞丐、妓女。在撤离前夕，国民党政府又从监狱里放出大批的盗匪、小偷。

　　“面对这样的严重情况，市委决定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团结组织起来，发动一场南京人自己的‘解放战争’。”刘峰这样形容当时南京人民的行动。

　　当时，南京的公共交通工具，大多还是人力车、三轮车，而在三轮车工人中，地下党的力量也较强。于是在4月初，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人民民主保卫队正式成立了。保卫队共有400多人，分为四个区队，分别是东区、南区、西北区、下关区，工委副书记高骏为总队政委，下关区书记纪浩为队长。保卫队的人利用收缴的和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武装起来，在国民党政府开始逃跑一片混乱之时，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他们联合各大商场成立义务警察队，进行联防巡逻，防止坏人抢劫，保护了从新街口到太平南路、夫子庙一带的南京商业中心。

　　梁宝英，南京解放前夕在上海的中国航空公司上班，从事地下党外围工作，与南京的地下党员刘峰等人非常熟悉。他说，“那时国民党大官满头满脑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自身，根本顾不上侦察地下党的活动，一些决定留下来的低级官兵和小公务员，在大势所趋下，也不干预地下党的活动。普通老百姓更是心照不宣，并乐意提供方便。”

　　他们牺牲在黎明前

　　父亲唐绍泉已经牺牲61年了，多年来，唐述伦一直在收集父亲的英勇事迹，他甚至在自己的家里立起了3套碑，记述6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父亲唐绍泉被捕的时候，唐述伦还是个12岁的孩子。他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那是1948年的秋天，正在家里的唐述伦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他，“快去看你的父亲，他被人抓走了！”

　　唐述伦和家人立即赶到父亲工作的单位——铁道南京检车区，这时，唐绍泉已经被押离南京。父亲的尸骨至今没有找到，这成了唐述伦一生的憾事。

　　唐绍泉牺牲后不久，南京解放。唐述伦不久之后也成了一名火车司机。但唐述伦一直难以忘记父亲的壮举，他东奔西走，拜访了父亲的许多战友，记录下了他战斗的一生。而在唐述伦的叙述中，唐绍泉的事迹也渐渐清晰。

　　唐绍泉190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1926年秋天，经朋友介绍，他来到汉口加入了北伐军，负责押送军需物资。但是，唐绍泉在押车途中，却听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屠杀共产党人的暴行，他思想上不禁打了个问号。于是，他请长假离开了军队。

　　1942年4月，唐绍泉考进日伪华中铁道南京检车区当技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南京城内接收大员满天飞，唐绍泉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借看管工具室之便，利用讲故事的方式，团结工人，并采用读报方式揭露反动派欺骗劳动人民的鬼把戏。时间长了，唐绍泉也成为特务们指定的监视对象。

　　1947年，唐绍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7日，唐绍泉与马绪善等5人同时被捕，转押上海遇害。

　　和唐绍泉一样牺牲在黎明前夕的地下党员还有：马绪善、陈松驹、张加熙、陈祝三、程履绎、成贻宾……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