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实施渡江，得手后除以一部兵力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围歼宁、沪、杭地区之敌；另以二野第3、第4、第5兵团共9个军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在枞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然后以1个兵团插至浙江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截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主力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攻歼芜湖敌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之战。 这个部署确实是一着克敌制胜的妙棋，十分高明。渡江战役发起后，4月20日晚，当中集团第一梯队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渡江作战后，汤恩伯急忙派驻守南京的第99军（欠1个师）前往芜湖以西地区增援；次日，当汤恩伯亲自赶往芜湖督战时，镇江以东的防线又于当晚被突破；更使汤恩伯意料不到的是，由南京出援的第99军尚在途中，那边的江防部队便已弃阵而逃，因而导致该军亦随之溃逃。这样，不仅使汤恩伯指望第99军挽回中路江防败局的计划落空，同时又削弱了

　　2009年4月20日，南京浦口求雨山上的风很大，松柏在猎猎作响。“求雨山的海拔不高，但是60年前足够俯瞰整个江浦县城。”站在求雨山文化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下，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主任王建丰目光深邃，手指滁河方向说，“当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把江浦、浦镇、浦口地区作为保卫南京的大门，‘三浦’地区也就成为我军攻克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60年前的今天，作为制高点，这里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记者望向风中的浦口，仿佛是一场金戈铁马，激荡着硝烟和炮火，穿越60年的岁月迎面而来。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泽东在诗中更是将百万雄师渡长江的气势烘托至极致，谁都以为南京城内会有一场血与火的鏖战，但出乎意料的是，渡江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我军为夺取南京准备的强大攻击阵容尚未使用，守备南京的国民党军便仓皇出逃，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不战而下。如此迅速、顺利地占领敌方的首都，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并不多见，甚至也超出了共产党人的想象。

　　孙子兵法讲攻心为上，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有声有色地演绎了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南京兵不血刃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快报记者 张荣 刘向红

　　李宗仁的金陵春梦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把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分别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总计兵力近250万，其中有百万雄师陈师长江北岸，只要一声令下，南京就指日可下。

　　但共产党人并没有马上发起渡江战役。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议和的八项条件。中央认为：“胜利局面已定，用战争方式解决是毫无问题了”，但“用和平方式达到胜利以使国家少受损失，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

　　共产党接过了“南京”抛来的“和平”的“绣球”，但“南京”能把握住这最后一次机会吗？

　　在1949年南京的历史舞台上，李宗仁是个重要的角色，以他和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是坚决要求“和平”的，他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逼迫蒋介石下野。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当即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以中共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白崇禧也向北平派出了代表，表达了“和平”意愿。

　　但李宗仁及其桂系要的并不是真正的“和平”。他们的鬼胎是运用“备战求和”“求和备战”的两手，划江而治，在中南区保持割据或半割据局面，幻想以桂系为中心形成第三种势力与共产党争天下。

　　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在赴北平前，白崇禧曾对他说：“我不反对和，但中共不能过长江，江北由中共搞，江南由我们搞，我看中共应知足了吧！”

　　李宗仁给和谈代表的底牌也是“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能过江。

　　“守丢南京”之争

　　为了实现“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李宗仁竭力主张重兵防守长江。白崇禧和李宗仁的计划是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止解放军渡江。

　　但下野蒋介石另有一套战略计划，在下野前，他突击任命一批亲信掌握了军政大权，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命就是把汤恩伯的京沪警备部扩大为京沪杭总司令部。1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开会，布置长江的防务，决定“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地区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这个作战方针连李宗仁、白崇禧也不知道。

　　一二月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开会研究长江作战计划时，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提出，江防的重点应以南京为中心，确保南京的安全。但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竭力反对这一方案，并坚持把主力放在江阴以东地区，以上海为防御重点。两人发生激烈争执，汤恩伯勃然大怒，不顾代总统李宗仁在场，扬言要枪毙蔡文治。手握重兵的汤恩伯显然根本就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与会的将领们没有人敢公开支持李宗仁。

　　此后，汤恩伯继续置李宗仁的主张于不顾，不折不扣地贯彻蒋介石重点防御上海的意图，还秘密地将一些大炮运往上海；位于南京孝陵卫的京沪杭总司令部，也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卡车，随时准备撤离。

　　李宗仁虽然怒不可遏，但又无可奈何。蒋介石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李宗仁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就连国库里仅有的1.6亿多美元的黄金储备也被蒋介石组织运到了台湾，他连几万元的劳军费用都无法调用，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想加强长江防卫计划当然也无法贯彻，毫无办法，以致他在若干年后回忆时仍显得十分无奈：“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地看他胡来。”

　　为确保岌岌可危的首都南京，在兵力及财力、物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李宗仁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强防御。

　　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组建了南京城防委员会，拟定了“使敌人疲惫于坚城之下”的城防计划，“以城垣工事为核心，加筑一道水泥工事为外围，然后配合野战工事的守备，形成三道可靠的坚强地带”。在兵力部署上，以第28、第45、第99军担任南京城防，其中第28军守备长江北岸江浦、浦口等阵地。

　　官员纷纷出逃

　　尽管两党谈判还在进行中，南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已是人心涣散，一股凄凉情景。

　　随着解放军的压境，国民党不少公职人员感到再为“党国”卖命，已毫无出路，纷纷自动离职回家，更有不少人不辞而别。从鼓楼至挹江门以北的地区当时被称为新住宅区，这里是国民党政府达官要人的住宅，但此时已经十室九空。蒋介石的大部分家产都迁到台湾了。党政军首脑人物，如国防部长何应钦、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以及汤恩伯、顾祝同、胡宗南等的家眷，也都到了台湾。

　　南京周围国民党驻军的军心士气也散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陷入绝境，国统区因物资匮乏，到处都是抢购风潮，作为首都的南京街头，甚至出现了因抢购而引起的大规模的冲突，国民党不得不出动首都卫戍部队才将事态控制。比起平民百姓，国民党官兵尽管薪饷有所保障，但在飞涨的物价面前，也无疑是杯水车薪。1949年2月份，每月薪饷最低如下等兵只够买15块烧饼，最高如上将也只能买一担多米。官兵们每天都吃不饱，饿着肚子担任警戒、巡逻任务，他们中许多人还要养家糊口，许多官兵怨声载道，牢骚满腹。

　　驻守南京北大门浦口镇的第二十八军受到南京政府迁移的影响，加上目击津浦路上从前方逃回来的官兵的狼狈情形，对战争前途的悲观情绪，达到极点。士兵逃亡，成群结伙，防不胜防。士兵们逃跑，军官们也在想着后路。原二十八军少将军长李渤，早被急剧变化的战场形势吓破了胆，妻子劝他：“这个军长不要再干了，干下去没有好结果，不死，也得当俘虏，何苦呢？”于是，这位军长就借病离职，溜之大吉了。

　　八十师少将副师长吴曙青在部队到达浦口后，下定决心请求退休，被调为国防部少将参议。1949年2月，盛传解放军要渡江。八十师上校参谋长杨又曾和妻子经过密商，伪造家信一封，诡称他的儿子在楼上失足落地，伤势很重，有生命危险。两人找到上司，哭哭啼啼，将伪造的家信交给师长李西开，请求批假两星期，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师长李西开因副师长离职，参谋长又告假，一个人唱独脚戏，忧心忡忡，明知前途不妙，还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切听之于“天命”。

　　“御林军”倒戈

　　“国民党政府尽失民心，自己人的起义倒戈也此起彼伏。”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副主任陈广相说。

　　1949年3月24日，解放军还没渡江，驻守在长江防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这个师原是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卫师”，全师13000人，全部美式装备，其中的第289团，还曾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国民党兵员枯竭，为了加强南京防务，蒋介石才把这支“御林军”交出来警备南京，归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指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的起义，尽管该部后来在准备北渡长江前往解放区时遭到国民党空军拦击而大部溃散，只剩王晏清100余人抵达解放区，但该师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王晏清是蒋经国亲自向父亲推选的少将师长，又一向被视为蒋家的“嫡系”。因此“御林军”的倒戈之举，实在叫蒋介石始料不及。

　　其实，蒋介石“御林军”起义只是国民党日薄西山中的一起，早在1948年12月16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驾驶1架B－24型轰炸机起义；在“御林军”起义之后，4月22日，南京大校场机场负责通信联络的431电

　　台和指挥飞机降落的塔台全体人员，在电台台长、中共地下党员罗贤朴带领下起义；4月23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30艘舰艇在南京东北笆斗山附近江面起义；同日，位于南京下关江边狮子山上的国民党第一炮台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少校台长胡念恭率领下起义。其中，林遵所率的30艘舰艇起义，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起国民党海军集群起义，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所谓“立体防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解放军渡江的正面压力，被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赞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攻打江浦

　　4月20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和谈宣告破裂。消息传到长江前线的同时，部队也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开始了。

　　江浦、浦镇和浦口（简称三浦），是渡江战役打响前长江防线上唯一由国民党军重兵把守暴露在长江北岸的据点。解放南京，必须要先拔除它。

　　“4月20日下午3时50分，三浦战役正式打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说，“要攻打南京必打三浦，打三浦关键打江浦县城。这是南京解放前至关重要也是最激烈的一战。”

　　第三野战军第35军涉过滁河，跨越老山，跑步向浦镇、十里桥、江浦县城等作战地区接近。

　　21时整，进攻江浦城的战斗开始。一番雨点般的炮击后，由攻城突击连307团一营三连，向凤凰山顶东侧突击点展开攻击，由309团二营掩护三连进攻。三连副连长王仁爱带领突击排，从离城墙约220米的许家大坟出发，沿汪家栗子山东侧向突破点冲去。

　　但发号员发错了信号，将“停止炮击”发成“继续炮击”。一阵炮响，突击排的同志绝大部分牺牲于前沿阵地。接着，又组织第二梯队进攻，但在进攻途中，猛遭城头敌人及突如其来的城东北角暗堡的袭击，又牺牲了不少战士。突击队员们浴血奋战，终于攻到城下。

　　可是城墙尚未轰出缺口，只好架云梯攻城。敌人凭城顽抗，三连无法攻上城去，只得退了回来。这时，爆破手邵士清主动请战。“轰”的一声巨响，炸药包爆炸，但还是没有炸塌城墙，突击队员们又一次受阻于城下。

　　已接近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中路大军胜利渡过长江的特大喜讯传来。攻城有些疲乏的三连将士顿时为之一振，一个个握拳誓师，“死也要死在江浦县城脚下”。

　　三连调整了进攻策略，将攻击点从原位置东移了约200米。在这里，他们一边用手榴弹猛炸敌人暗堡，一边撕开铁丝网，冒着敌人密集火力，经过几个回合的拼杀，在打哑了城墙上的敌人机枪之后，终于将云梯架上城墙。

　　21日拂晓，江浦县城解放了。250多名战士在南京解放前夕倒在了江浦的土地上。

　　连夜横渡长江

　　解放“三浦”后，4月23日上午，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此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船可用，浦口江边的船只全部被敌人掠到南岸。于是，各战斗部队一面派人在江北找船，一面派侦察人员到南岸国民党军手里去夺船。

　　在“澄平”号渡轮上当司炉的中共地下党员文光才，利用朋友关系，暗地里聚集大小船只13艘，隐蔽在三汊河、八卦洲等地，与此同时，电厂以运煤为由，保留了“京电”号拖轮。

　　4月23日下午，35军第104师有关人员在三河乡桥北村的江滩芦苇丛中找到一只木船及船主童达兴，这位老船工到老江口找了一位会水的船工当助手，并在黄昏后，载上侦察连指导员杨绍津和6位战士，从南京石油公司浦口储蓄所出发，逆水而上。船到南岸石油公司码头附近，被国民党警察发现。战士们当即开枪将其击毙，并在下关煤港顺利靠岸。

　　在夜幕掩护下，侦察员们在电厂运煤码头找到运煤船“京电”轮。在厂长韩德举和值班工程师的安排下，“京电”轮船老大黄兴发、大副钮其朗、司炉吴诚聚、轮机手戴仁芳和水手缪金泉、黄纪发等6名船员，当晚与侦察员一道登上“京电”轮。他们发现炉膛里的煤已烧尽，蒸汽压力仅有标准数值的5%，按常规要烧两个小时才能达到压力要求。吴诚聚立即开足鼓风机，将煤投进炉膛，两名战士抢着帮助铲煤，仅仅用了1个小时就将蒸汽压力加足。“京电”轮到达浦口后，第103师师长命令第307团侦察连为先遣部队，乘“京电”轮渡江进城执行侦察任务。当“京电”轮接运首批解放军抵达下关码头时，受到电厂职工的热烈欢迎。

　　当下关电厂的工人师傅听说解放军过江急需船只时，他们立即登上国民党军“封江”时巧妙保住的“京电号”小火轮，开炉升火，驶向北岸迎接子弟兵。

　　与此同时，下关机务段轮渡所的工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也马上启动在反搬迁斗争中保存下来的“浦口号”火车轮渡和“凌平号”“港平号”拖轮，积极投入渡运。接着，许多地下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又设法找到被国民党军赶入内河的民船，以及民生、福记两轮船公司和招商局、铁路轮渡所等处的大小轮船。　

　　这时候，下关和浦口之间的茫茫江面，浪花飞溅，船楫如梭。解放军疾驰过江，解放南京的神圣时刻即将来到！

　　“空城”24小时

　　但是，没有人知道，此时的南京已成为一座“空城”，正在急切地等着解放军的到来。

　　4月22日，当得知解放军突破长江以后，当天晚上，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公职人员和军队接到撤退命令，仓惶奔逃，从南京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连车厢顶上都爬满了人，以致一路上不断有人掉下来活活摔死。从南京市撤退下来的各机关、学校以及其他地方团队拥挤在一起，公路两旁不时传出枪声，草木皆兵。当他们发现京杭公路已经被解放军截断后，更加人心惶惶，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从长江沿岸撤退下来的二十军、四军和地方团队等十几万人挤在一起，如热锅上的蚂蚁，谁也不相让，因而互相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不计其数。

　　原国民党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回顾说：“南京机关部队的撤退，原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即开始行动，但由于各单位争先恐后，道路拥挤不堪，至4时还走不动，6点钟左右才陆续移动，我们总部的部队到4时还挤在明故宫机场附近动弹不得。”在江边的海军码头上，国民党海军机关的人员，也在乱哄哄地忙着上舰逃命，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不顾部下要他坐镇指挥撤退的请求，丢下江面上的舰艇及海军官兵，独自登机逃跑。如此贪生怕死，士无斗志的军队，不迅速崩溃才怪。

　　汤恩伯下令撤离时还命令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仓库等设施。“南京保卫战”打响了。由中共南京市委领导群众组织的各种“纠察队”“巡逻队”“自卫队”立即行动起来，与党组织策动起义的约2000名警察和工委系统组织起来的几千名义务警察，联合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城市公共设施。南京解放时，除下关车站、司法部部分被烧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全城水、电、电讯、轮船、火车、公共交通等均未停止供应和运行。当年领兵攻占南京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曾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是有别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占的另一种模式。

　　解放南京是三年解放战争的高潮，解放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南京，是人民战争的精彩注脚。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失民心者注定要失败。在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和平”解放南京，既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英明决策：

　　钳形合围南京

　　虽然国民党军心涣散，士气不振，但人民解放军没有丝毫放松和大意，为夺取南京，制定了周密的作战部署，并做好了进行残酷战斗攻占南京的准备。

　　1949年3月底，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百万大军，全线发起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等广大地区。总前委认为，国民党守军在我发起渡江作战之后，既有固守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诸要点，集中兵力与我东线渡江部队决战的可能，也有主动放弃南京等沿江一线，退守浙赣线和上海、杭州等沿海地带的可能；但无论敌军采取何种措施，只要我军渡过长江，战局就会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造成敌人全线混乱溃退的局面。

　　对于南京及其两翼的镇江、芜湖地区之敌，总前委采取了钳形合围的战役布势：由三野第8、第10兵团8个军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除以1个军位于苏北六合地区，采用积极佯动手段吸引和牵制南京守敌外，主力在江苏的黄田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主力迅速控制沪宁铁路一段，并有依托地向宜兴方向扩张，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中集团分割歼灭宁、沪、杭地区之敌；以三野第7、第9兵团7个军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在安徽的裕溪口至枞阳镇